顾名思义，社会问题小说一般都选择当前现实生活中人民大众迫切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为题材，如腐败问题、国营企业生存与发展问题、下岗工人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环保问题等，因此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由于中国小说界自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会热点论文【五篇】（完整）,供大家参考。
社会热点论文范文第1篇
顾名思义，社会问题小说一般都选择当前现实生活中人民大众迫切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为题材，如腐败问题、国营企业生存与发展问题、下岗工人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环保问题等，因此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由于中国小说界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或沉溺于小说的叙述实验与语言形式迷宫，或热衷于讲述历史故事、翻找陈年老账，其脱离现实的倾向已经引起文坛内外一片不满与批评。新现实主义或社会问题小说的适时问世似乎给文坛注入一丝活力，更迎合了一些人的阅读心理，在失去了轰动效应的90年代文坛居然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在1998年1月22日的《羊城晚报》评选出的"1997年中国文坛十件大事"上，赫然就有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
然而，我在看了一部分此类小说以后，却发现它存在严重的问题与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一方面表现在思想内容方面，即在审视中国社会问题时社会理性的缺乏、道德主义的泛滥，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形式方面，即艺术的审美距离的丧失。本章将以一些有代表性的新现实主义小说文本为例集中讨论这一问题。首先让我们从什么是小说的现实主义这个理论问题开始。
一、什么是小说的现实主义？
在这里，我不想就具体的某个作家或某部小说发表评论，而只是想就一个一般的文学创作论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这个问题即：作为一种虚构文体的小说，应当如何反映它所处的社会现实？其反映方式有什么特点？什么是小说的现实主义？小说与社会现实之间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问题的核心涉及对于"现实主义"的本质的理解。由于对于此类小说的正面评价都一致认定它们的价值在于其对于社会现实的参与精神，在于反映了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也就是说，这种评价是着眼于题材的。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是文学的或小说的现实主义，什么是它的真实性与相关的认识价值？现实主义是否是一个着眼于题材的概念？是否只要反映表现了乃至记录了现实问题，就是现实主义小说？换言之，小说作为一种虚构性的文体，应当如何获得其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及相应的认识价值？其方式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通讯报道有什么不同？
说到现实主义，我们马上会想到19世纪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想到恩格斯对于巴尔扎克小说真实性与认识价值的热情洋溢的推崇。恩格斯说他从《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甚至"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东西还要多。"但是恩格斯是在什么意义上说这番话的？我的体会是，这恰恰是因为巴尔扎克不是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也没有象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那样去写小说。巴尔扎克也是处于当时的社会转型期（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同样到处都是；
但是巴尔扎克的小说始终没有停留在现实的表面，而是抓住了人性的主题，把笔触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灵魂深处，写出了社会转型在人性层面造成的震撼（比如金钱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扭曲人性）。正因为这样，巴尔扎克小说的认识意义是独特的，是历史学、经济学与统计学不可替代的。由此可见，小说的现实主义在于精神而不在于题材，在于怎么写而不在于写什么（我们在谈到现实主义时，总热衷于它的"认识价值"，但即使是所谓"认识价值"，也不同于调查问卷或社会统计学的认识价值）。社会的转型是一个全方位的现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涉及器物、体制、心理多种层面；
而知识的分工与知识分子的分化又必然造成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人文学者，都很难全方位地准确把握与正确评价转型带来的种种结果（包括正、负面）。作家与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对于社会转型的看法常常相当不同。我们应当把这种分歧看成是正常的现象。文学家对于社会时代的评价本来就不应当与社会科学家包括经济学家相同。这就决定了社会科学家与文学家之间应当是一种基于差异的互补关系。也就是说，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文学家都有各自的洞见与盲点。文学家不应当放弃自己的视角与立场，我们也不应当要求他们是社会发展（尤其是物质与器物层面的发展）的设计师，小说不能写成社会发展报告或现象记录，否则文学与文学家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理由。
就中国的情况看，近现代之交的中国文坛曾出现很多社会问题小说（一般称之为"社会谴责小说"，实际上与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相似。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现在看来这些小说的艺术成就已经很难说有多高了；
但即使是这些小说，也没有对于社会现实问题停留在新闻报道式的表层描写方面。无论是《官场现形记》还是《二十年目睹之怪形状》，其用力处都在于揭示社会转型期人性的扭曲与阴暗，所以这些小说虽然是现实主义的，在艺术形式上却大量运用了夸张、变形乃至漫画式的手法。
当前社会问题小说的误区集中地表现在违背了上述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从而也违背了文学反映生活、反映现实所应具有的特殊方式与角度。由于它们满足于停留在对于社会现象的记录与社会热点的追踪，因而充分暴露出小说作为一种特殊文体的短处：就反映社会问题的快捷、迅速而言，它比不过通讯报道或纪实文学；
而在其理性的社会分析的深刻程度方面，更难敌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的学术论文。那么，它的特殊性何在？特殊价值何在？在我看来，这种小说所采用的记录式反映方式，违背了小说的文体特征，是以己之短敌人之强。试问：在一个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小说中去了解各种现象层面上的社会现实问题？在这方面，电视、广播与报纸以及"新闻周刊"之类的媒体不是更具有优势么？比如，在题材（包括其重大程度、新闻效应、快捷程度等）的层面上说，就我自己的阅读经验二言，《南方周末》第一版上经常可见的反映社会问题的报道，或者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中的部分节目，比我见过的所有"社会问题小说"都更加精彩。当然了，最"精彩"的还是现实本身。我自己在现实中得到的经验，以及在与别人的交谈中获得的关于社会现实问题的信息，又远远超过了从所有媒体中获得的信息。可以说，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如，其骇人听闻的程度几乎超出了作家的想像力。结果是作家想像了半天写出来的意在警世的反腐倡廉小说，其揭示的腐败程度还不如现实生活中的事实。你说读这样的小说有个什么劲？
或许有人会说，80年代反映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小说或报告文学不是风行一时么？问题是80年代中国的各种媒体还不够繁荣多样，也没有产生分化（包括类型与功能）。那时我们还没有那么多的报纸、杂志，电视也不普及，更没有像"焦点访谈"之类专门反映社会问题的专题节目。职是之故，80年代的小说实际上同时承担着非文学的（这里的"文学的"主要是指小说艺术的虚构本质）文体的功能与使命，许多现实主义小说的社会效应与其说是文学效应、艺术效应，还不如说是新闻效应、政治效应。90年代的情况则大大不同了。各种媒体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并且其类型与功能也产生了极大的分化，专门的新闻性媒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说对于社会问题的"独家发言人"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基本事实。
由于距离的丧失，此类小说的一个通病是不注意艺术技巧，语言粗糙，叙述呆板，人物形象也缺乏深度，流水账式的写法，缺乏小说艺术应有的空灵之美，被有些评论家戏称为"记者文学"。小说的叙述没有与叙述的对象（题材）保持应有的距离，结果不但对于社会问题的描写停留于粗浅琐碎的现象层面，而且在小说艺术上也显得极为粗糙，出现明显的非审美化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小说的语言上，已经有学者批评其"太直、太满、太露"的弊端（1）。可以补充指出的是，太直、太满、太露的结果必然是太浅、太滞，缺少隽永的意味，缺乏空灵之美。其次，在叙述方式上，新现实主义小说显得机械呆板，是一种跟着写的笨拙方式（一般是小说中的主人公走到哪里，叙述就跟到哪里），缺少精心的结构与剪裁，事无巨细，如记流水账。这样由于这些小说题材本来就相似，加上艺术技巧缺乏变化，结果必然出现雷同与重复现象。
上述问题的出现是与新现实主义小说家对于现实主义的片面理解、对于艺术与生活关系的片面理解分不开的。这些作家总是一味地强调如何"贴近现实"，如何熟悉基层生活，但是却不适当地把这当成写好小说的充分条件，似乎只要熟悉了生活，就一定能够写出好作品。他们对生活之于艺术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但是对艺术之于生活的超越性认识不足。比如何申就说："我想对于写现实题材的作家来说，重要的就是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我主要得益于在生活中滚。……我是在洋楼群长大的，但我的作品却是写农村的。我当过六年文化局长，这个时期把我那个地方的乡镇都跑了一遍。长期的基层生活，使我写起东西来对农村非常熟悉。乡镇大院的门朝哪儿开，乡长们怎么打电话，五月份乡镇在抓什么工作等等，这些东西自然的直往笔上窜。……只要深入生活，做个有心人，必然能写出好作品。"（2） "大约在整个80年代的十年里，我跑遍了承德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大小山川。……是因为有了这笔财富，知道了下面的实情，我拿起笔来写，就用不着更多的编撰。那么多活生生的人和事像水一样淌来，你好好把它们理顺写清楚就是了。"（3）尽管何申对于生活的重要性的强调本身没有错，但是把小说与生活划等号无异于取消了小说。对于小说创作而言，生活是必要的，只有生活又是不够的。小说创作并不是如何申说的只要深入生活就能写出好作品。生活也好，责任感也好，本身都不是艺术。艺术家与一般人的经验丰富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但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而且能够把这种生活经验用创造性的、合乎美的规律的艺术形式传达出来。这种传达能力与生活积累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并不是每一个熟悉农村生活的人都能够写出出色的农村题材小说，关键就在生活必须经过艺术形式的转译才能成为小说。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道理，甚至是文学理论中的ABC，可惜我们的新现实主义作家不知什么原因竟然还不明白。
但是，文学与现实的距离决不意味着文学不能或不应介入与表现社会现实，更不是说它已经失去存在价值与意义。文学的价值与意义本来就不能简单化约为它的社会认识意义或现实政治意义，没有社会认识意义的文学同样有自己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文学同样可
（1）周介人语，见《武汉晚报》1997年1月7日。
（2）见《武汉晚报》1997年1月7日。重点标记引者所加。
（3）何申：《为了心中那份实情》，《北京文学》1997年第9期。重点标记引者所加。
以反映社会现实，关键是如何反映、如何介入。中国目前的社会转型为文学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反映揭示这个转型是他们的使命。但是他们的视角应当是独特的，既不同于新闻记者，也不同于社会学家。一个精通社会分析的作家未必、甚至经常就是不能写出有审美意味的文学精品。一部把社会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的作品只能说有社会学的意义（意义多大很可怀疑），而很难说有美学的意蕴。在一般情况下（中国解放后到80年代中期前后这一段时间或许是例外）读者不是要到小说中去寻找社会问题的答案。我总觉得，对于文学家而言，更值得描写的是转型时期人的心态，是人性的变化。或者说是社会转型在人的心理层面造成的深刻震荡（这种震荡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的震荡相比，或许是看不见的，但是却是同样深刻甚至更加深刻的），比如感性与理性、道德与历史、传统与现实等的深刻悖反。这样的文学既不是救世良方也不是施政方针，但它将是具有艺术震撼力的文学杰作（如果写得好的话）。这才是作家的优势所在，也是文学的优势所在，是其他非文学文体不能比肩的。
这样的介入是一种有距离的介入，这里的距离是从美学上讲的，距离是产生美感的必要条件。审美规律的特殊性决定了作家不能像社会科学家那样去审视社会、反映社会、表现社会。这是距离的第一层含义。
我说的距离的第二层含义是价值评价上的距离。这主要表现在文学与主流的社会思潮在价值取向上常常出现错位乃至背离现象。在一般的情况下，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唱赞歌的声音总是占据主流，而对于历史发展持质疑与批判态度的声音总是边缘的。尤其在一些后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的呼声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强音。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对于历史发展的反思与批判的态度就显出了它的特殊意义。因为他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负面性和历史发展付出的道德代价。因为历史与道德常常出现二元对立现象，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如此。这体现出历史发展的悲剧性，体现出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在这里，我们不妨看看文学创作中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关系。一般而言，作家在反映与评价社会历史（包括事件与人物）的时候常常有两个尺度，即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两者的关系有两个基本的模式。第一种是吻合与统一模式（颂歌式的作品或诅咒式的作品）：作家从历史发展角度加以肯定（或否定）的人物，同时也是从道德角度加以赞美（或否定）的人物。中国当代文学中这样的人物一直占主流。被作家赋予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人物同时也是道德上的完人（如梁生宝），同样，被剥夺了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则是罪该万死的恶棍（如黄世仁）；
第二种模式是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错位或二元对立模式（挽歌式的作品）：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人物或事件恰恰是没有道德合理性的，而失去了历史必然性的人物事件则是被作家赋予道德上的合理性。这样，许多伟大作家的社会历史见解常常是反主流、非理性或反历史的，有时还是十分幼稚的。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都不难发现此类对历史发展唱"反调"的作品，它们常常与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趋势有些错位乃至相悖。中外历史上的许多不朽之作都是这样的挽歌模式。比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写出了封建社会必然衰落的历史命运，但是作者对此感到无限的怅惘与惋惜；
巴尔扎克笔下丧失了历史合理性的贵族恰恰是作者同情的对象，而蒸蒸日上的资产阶级（如拉斯蒂尼）则是惟利是图的恶棍。福克纳的作品则走得更远，竟然反对南北战争，为北方的庄园主制度辩护的。但历史理性的缺乏似乎并不防碍他们的作品的价值。常言道：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如果福克纳为南方的工业化进程唱赞歌而不是唱挽歌，很难想象他的作品还有如此强大的艺术力量。可以说，西方现代派文学，除了未来主义对于现代文明持歌颂态度，其余差不多全是反现代文明的（如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机械化等），西方的现代派作家也基本上都是对于现代化持否定的立场。这种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盲点，客观上有助于使人警惕现代化的代价。
但是对于历史发展持有反思或批判态度的作品同样要有距离意识，特别是审美表现上的距离意识。联系到中国，对于现代化持批判态度的作品常常流于偏激狂躁、缺乏节制的道德理想主义。它的主要误区是以声撕力竭的控诉乃至诅咒抵抗当今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方向。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张炜笔下的"葡萄园"（见张炜的长篇小说《柏慧》）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显然，"葡萄园"作为一个与现实世界不同的理想乌托邦，与桃花源有类似之处，但是作者在捍卫"葡萄园"（它象征一种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纯洁人性与理想人际关系）的时候却发出了狂躁的道德宣言与失态的道德诅咒，从而使得这种捍卫失去了应有的距离与美感。
二、艰难不是分享可以渡过的
－－论所谓"分享艰难"的文学
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误区不但表现在艺术的审美距离的丧失，并因而导致小说艺术上的失败，而且它的价值取向、它思考社会问题的方式、它为解决社会问题开出的药方，也都存在严重的失误。下面我们以新现实主义小说的所谓"分享艰难"主题入手进行一些分析。（1）
时当9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或者也可以说是艰难的时刻期；
而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晴雨表"，也恰逢其时地涌现出了一批反映此类"艰难"的小说，或称之为"分享艰难的文学"，或称之为"新现实主义小说"。其主要代表作家有：谈歌、刘醒龙、何申、关仁山等，他们的一些作品，如《大厂》《大厂续编》《年底》《年前年后》《分享艰难》等等，受到评论界的极大关注。
"分享艰难"，一个多么美妙动听的词！它甚至使人想起6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互助合作、共同抵抗饥荒的情景，等等，等等……；
然则岁月无情，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90年代的"艰难"及其"分享"当然也不同于50年代和60年代，可谓此"艰难"不同于彼"艰难"，此"分享"不同于彼"分享"是也。90年代中期的艰难是什么样的艰难？90年代的分享又是什么样的分享呢？怎么分享？由谁来分享？为什么要分享？
2·1、何谓"分享艰难"？
在分享艰难者的行列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形象是基层领导干部（农村中的乡镇领导以及城市中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如《分享艰难》中的西河镇党支书孔太平，《大厂》《大厂续篇》以及《年底》中的国有企业的厂长书记们。他们奋斗在社会的基层与改革的第一线，最深切地感受着艰难，因而也必然是分享这种艰难的关键人物。作为对自己属下的百姓最直接负责的父母官，分享艰难之于他们主要表现为：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呈现高度紧张与冲突的情况下，以责任伦理为重，而抑制自己的信念伦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是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用以解释人的行为规范的两个著名范畴。信念伦理属于主观的价值坚执。根据信念伦理，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在于行为者所认定的信念的价值，行为者把这种终极的价值奉为行为的唯一标准，把保持信念的纯洁性视为最高的责任，拒绝对于行为的后果负责，属价值理性；
而责任伦理则相反，它认为评价
（1）"分享艰难"本是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刘醒龙的一个短篇小说的题目，由于它也是所有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共同主题、是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为解决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问题开出的药方，所以，有评论家也把新现实主义小说称为"分享艰难的文学"。
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的只能是该行为的后果，行为者必须对于自己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为达此目的，行为者可以采用在伦理上不可欲的或不善的手段，因为善的后果可以补偿不善的手段所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由此，责任伦理更为关注的是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乃至"屈从"，更为关注行为的可能性与现实条件，审时度势，更具客观的理性精神，属工具理性。无论这样做对于他们本人的内心而言是多么痛苦。这表明，中国的基层领导已经不能再以原则教条与个人感情作为行为选择的标准，他必须审慎地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对于他人的影响），把责任而不是信念放在首位；
他们必须"兼济天下"而不能"独善其身"。换言之，他们必须、也只能分享艰难并为此而饱受灵魂分裂之苦。他们别无选择。
在上面所举出的小说中（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也如此），几乎所有的基层领导都面临一个烂摊子并为维持这个烂摊子而精疲力竭、焦头烂额。他们所领导的或者是经济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穷乡镇，或者是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于是经济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为此，他们不得不屈从于责任伦理而把信念伦理暂放一边。《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十分厌恶道德败坏的流氓企业家洪塔山；
但由于洪是镇里的经济支柱（镇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他的养殖场），所以孔太平不但奈何不得这位财神爷，而且还要违心地为他"擦屁股"。当洪的客户因而被派出所抓获时，孔太平不得不亲自出面，求派出所所长放了洪的客户。更有甚者，就是在洪了孔太平心爱的表妹田毛毛以后，孔太平虽然"气疯了"，但最后还是忍气吞声，打他一顿了事。显然，支配孔太平的行为准则是责任伦理而不是信念伦理。从信念上讲，他与洪塔山截然对立，从感情上讲，他根本不喜欢他。如果听从信念伦理的话，他甚至恨不得枪毙洪。毕竟，这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对于孔太平来说，最大的艰难莫过于经济上的贫困与老百姓的温饱。因此，为了分享艰难，孔太平就不能惩治洪塔山，否则经济就要。用孔太平的话说："洪塔山是有不少毛病，可是现在是经济效益决定一切，养殖场离了他就玩不转，同样镇里离了养殖场也就运转不灵。"对于罪犯的纵容与姑息现在成了对于人民负责的行为，而惩治罪犯倒是对于人民的不负责。这正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逻辑。
谈歌的那些以国有企业为题材的作品（如《大厂》《大厂续篇》以及《年底》），同样突出了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之间的紧张、冲突，以及为了"分享艰难"而必须以责任伦理为重。小说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国营大厂命运的那些订户都是一些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之徒；
但是，为了工厂与工人的实际利益，又不能不违心地讨好他们，奴颜媚骨，刻意逢迎，陪吃陪喝，甚至还要为他们提供犯罪机会（如找玩）；
而当他们真的犯了罪被公安局抓起来后，还要想尽办法走后门、拉关系、甚至用党费请客，把那些不法之徒从公安局中"请"出来。《大厂》中厂长吕建国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要把那位因嫖妓而被抓的河南大户郑主任设法放出来。这样作当然绝对违反了吕建国的信念伦理；
但是他别无选择，原因很简单：这位郑主任要与厂里订一千多万元的合同，这个合同能否签订，决定着工厂的生死存亡。你指望着人家的合同，就要让人家。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用吕建国的话说："要说我心里话，我恨不得你们（指公安局，引按）枪毙了这个王八蛋，可我得为厂里两千多口子的嘴发愁啊。"这里，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之间的紧张被极其尖锐地凸现了出来，并走向其极端化的形式：要想把工厂维持下去，让工人有饭吃，就必须包庇坏人、款待罪犯。
以上就是所谓"分享艰难"之第一类人物。
与孔太平、吕建国他们不同的是，第二类分享艰难的人物是处于社会底层、并且在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普通群众，比如《分享艰难》中孔太平的舅舅、《大厂》中的退休工人、原劳动模范章荣等。如果说基层干部们为了分享艰难而不得不从信念伦理走向责任伦理，这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时期尚属可以理解；
那么，普通群众对于艰难的分享就显得更加匪夷所思。这些人无疑都是一些安分守己、深明大义、勤勤恳恳的好人；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好人为了分享艰难，就必须放弃自己起码的尊严与权利。在《分享艰难》中，作者为我们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田毛毛的父母为了"分享艰难"而放弃控告田的洪塔山，让他继续当经理。为什么呢？"为镇里多赚些钱，免得大家受苦。"在《大厂》中退休劳模章荣患有重病，却坚决不住院，不要厂里的钱，就连市里专门为他拨下来的钱他也拒绝接受，要捐给工厂的卫生所（有意思的是，厂里没有钱为章荣这些人治病，同时又挥金如土地为郑主任这样的大客户找玩）。为什么？当然是为厂里分享艰难，"我没困难。我是说厂、厂里现在挺难的，你们千万要顶住这一段困难。"多么深明大义的劳苦大众啊！可是在为这样的好人深深感动的同时，我们仍然不禁要问：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更重要的，他们为什么非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来分享所谓艰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艰难？是由什么造成的艰难？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分享艰难的第三类人物最值得注意。与孔太平的舅舅以及章荣他们正好相反，他们是一些识事务者也是利益分配中的得利者，是商业大潮中的弄潮儿，热心地投入时代的洪流；
然而，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道德败坏流氓痞子，或者是象洪塔山（《分享艰难》）这样的流氓企业家，或者是象齐志远、魏东久（《大厂》）这样的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国家干部。然而，即使是这些人，也在与大伙一起分享着艰难。作品特意赋予这些"反面人物"以所谓"复杂性"。比如，在《分享艰难》中，作者安排了洪塔山的几次捐钱，尤其是结尾时卖车捐钱的细节。这样一来，洪塔山就不再是一个十足的混蛋，而是似乎他也在"分享着"艰难，也一样有人性；
《大厂》中的纪委书记齐志远虽然忙于搞女人、谋私利，但关键时刻同样为厂子、为群众出力。《年底》中的小李－－一个放荡的女人，甚至以嫁给一个傻子为代价，为长里搞到一千万元的业务。
人都是复杂的，这不错；
但是，如果着意制造这种"复杂"，以体现所谓性格二重性，是否又陷入了新的概念化、公式化？
2·2、艰难分享得了么？
通过以上三种人分享艰难的三种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分享艰难"的文学（姑且沿用这一称谓）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揭示社会转型期物质与精神、历史与道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背离、冲突与紧张。这也是大家不得不"分享艰难"而不是乐于"分享艰难"的一个根本原因。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明显缺乏道德基础。这是此类小说给人的突出印象。人们为了物质生存与经济发展（这是所要分享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艰难"），就必须违心地作许多事情，甚至必须丧尽天良、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历史的发展如果是以经济成就为主要标志的话，那么可以说，这种进步在道德上的合法性是颇为可疑的（至少在当前的中国）。基层单位的经济命脉全部掌握在流氓痞子手里（如《分享艰难》中的洪塔山以及《大厂》中的赵明、谢跃进），掌握在专门吃喝玩乐的各方客户手中。能赚钱的人都是一些道德败坏的流氓痞子（用吕建国的话说，"钱都让混蛋赚走了"）；
而道德高尚的人又往往无权无势、人微言轻，陷于生活的困顿之中，保障不了基本的物质与生命需要（如《大厂》中的章荣、小魏及其他工人）。物质与精神的分裂令人吃惊。应当承认，这种情况在目前市场经济不成熟期间是存在的（虽然在小说中不无夸张）。在道德与经济的较量中，一般情况下都是道德向经济投降、信念伦理向责任伦理屈服、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称臣，这似乎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可奈何之举。不但基层的领导是如此，就是一般老百姓也如此。这就是所谓分享艰难。
但是，"分享艰难"作为事实的描述或许是真实的，而作为我们的小说家与评论家在面对这一事实时开出的药方则是误导的甚至危险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道德与历史、精神与物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冲突与紧张是怎么造成的？虽然在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同样存在相似的紧张，我们却不能离开中国的具体社会环境，尤其是体制环境来抽象地谈论这一问题。固然，金钱会使人堕落，这里有人性的深层原因（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对此作出过深刻的描写），不是社会环境或社会体制所能全部解释的；
但是在此我更愿意强调：象中国目前存在的经济与道德、物质与精神的背离与紧张，恐怕更多地出于社会转型期特定的体制方面的原因。象洪塔山这样的人之所以不能不用，郑主任这样的订户之所以不能得罪，不是因为他们有真本事，而是因为体制的不健全为他们提供了为非作歹的土壤；
而这一点在"分享艰难的文学"中恰好没有得到深入的揭示。相反，我们看到，绝大多数此类小说常常未能将矛盾的根子尖锐地揭示出来，而是在表现道德与经济、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立与紧张的同时，试图人为地通过道德主义的思路来化解这种紧张，表现出明显的妥协倾向。比如，挖掘人物的复杂性就是化解紧张的显例（这种"复杂性"在孔太平、吕建国这样的基层领导身上表现为内心分裂的痛苦，他们虽然在行为上最终选择了责任伦理，但是其心灵深处的信念伦理使得他们为此而备受良心的煎熬；
而在洪塔山这样的人物身上则表现为关键时刻良知未泯）。尤其是在《大厂续篇》写到两厂合并的时候，以吕建国为象征的道德力量终于战胜以章东民为代表的经济理性，使得章东民最后答应在兼并红旗手厂的同时吸纳红旗厂的所有成员。小说安排了吕建国的"人有情"的价值理性与章东民的"市场无情"的工具理性的较量场面，最后当然是信念伦理战胜了责任伦理。吕建国的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章东民，"他没想到吕建国心里会有这么重的东西，他一时感觉自己在吕建国面前很低下。"这实际上是说，工具理性在价值理性面前很低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未尝不是一个十分感人的场面（同样感人的场面还很多，比如《大厂》中章荣之死，《大厂续篇》中吕建国与工人们聆听韩书记的遗嘱等）。
但是，不能不指出的是，小说在这样处理的时候，实际上恰恰弱化了其现实主义的力量，回避了社会矛盾的本质，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道德化了，虽然有时触及一些现象，如权钱交易，但是未能进入深层的理性反思（顺便指出，绝大多数"分享艰难"的文学都停留在现象罗列的层次，在主题与形式上均缺乏提炼，对此批评界已多有警示），似乎只要把人们心中仍然残存的道德信念发扬光大，大家一起分享艰难，就可以共度难关。其实问题决不是这样简单，改革所遇到的阻力决不仅仅是人们的道德信念在金钱的大潮下泯灭，而是部分手中掌握了权力的人钻体制的空子进行权钱交易。因而道德主义的思路绝对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艰难绝非只要大家凭着良心分享就可以克服的，更不是安排几个"以身殉职"的人（如田毛毛及其父亲、小李、章荣等等）就可以解决的（田毛毛的父亲为了群众的利益而放洪塔山一马，但是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制止此类事件的再发生，还会有更多的田毛毛被糟蹋，从而这种牺牲的价值就很可怀疑），因为这种艰难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体制方面的原因。诉诸人的良知可能一时能够解决问题（比如洪塔山卖轿车的钱可以解决两个月的工资、贺玉梅献出一万块私房钱、袁家杰在道德的感召下把技术卖给了乡镇企业可以有限地缓解厂子的财政，等等），但是决不能永久性地解决问题，而只能永远陷于拆东墙补西墙的困顿中。原因很简单：导致这种困顿的结构与制度依然存在，而消灭这种困顿的制度环境尚未产生。绝大多数人是在一定的体制环境中选择自己的行为的，基层领导尤其如此。所以，即使是象章东民这样有才干的企业家，也只能使用非市场的或已经被扭曲的"市场手段"来发展企业，他也同样要逢迎权贵、贿赂订户，否则的话，迟早也要陷入与吕建国一样的困顿。
综上所述，这些小说揭示的问题的实质毋宁是，为什么在中国赚大钱、发大财的人，不是流氓成性就是背后有人撑腰？为什么企业的命运掌握在只知道吃喝嫖赌而根本不问产品质量的订货人手里？如果这些人是为自己的公司订货（从而订什么货直接与他的个人利益相关），他们还敢、还愿意这样做吗？而一旦产品的销售（从而企业的命运）是以真正的市场规律为基础时，吕建国等人的办厂方针还会是这样吗？他们还会分享这样的艰难吗？答案很简单，是权钱交易、假公济私等恶劣行为扭曲了经济规律与市场秩序，使之不能正常地调节企业及人的行为；
而权钱交易、假公济私的背后是不正常的体制在起作用。因而，改革体制而不是诉诸良知才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出路，是渡过艰难的关键，也是克服精神与物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背离与紧张的关键。否则，一味地用道德主义的眼光看问题，不但无法找到问题的症结，而且会造成误导，似乎市场经济本身使得中国的改革走上了绝路，导致好人饿死，恶人撑死。市场经济本身当然也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但那将不是（至少主要不是）中国目前的问题，也不是"分享艰难"的文学所揭示的问题。
三、道德激情切莫走火入魔
--谈歌小说《天下荒年》的价值误区
包括作家在内的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现实，更准确地说，是对于改革开放及其给中国所带来的一系列转型，持有一种相当复杂的、远非单纯明了、非此即彼的态度。80年代知识分子那种对于改革开放的热烈而又不乏天真的憧憬、向往，已经被一种欲说还休的现实苦涩感所取代。改革的现实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到处莺歌燕舞，而是光明与阴暗共生、进步与挫折交织。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90年代中期的社会关怀小说，在评价态度与价值取向上充满了矛盾与分裂、迷惘与痛苦。它既表现在一批新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比如邱华栋的小说表现的知识分子面对充满欲望也充满堕落的城市时的迷惘与失落），也表现在一些以国有大中型企业或乡镇村社为题材的小说中（如谈歌与刘醒龙的作品所表现的历史进步与道德退化的二律背反）。如果说80年代的作家们是热情洋溢地呼唤改革的理想，那么90年代的作家则是迷惘苦涩地面对改革的现实。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许多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物质与精神、历史与道德之间的深刻二律背反。这对于我们充分认识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无疑是极有帮助的。
然而，我也注意到，在这一批小说中也有一些在我看来十分值得警惕的价值取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或惟道德主义的取向。这种取向的主要特点是把一个时代、社会或个体的道德水准当成是评价该时代、社会或个人的最主要的乃至惟一的标准，而忽视了其他标准的存在或意义。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曾经集中地表现在"二张"（张承志、张炜）的评论性文字中，而现在它又反映在许多所谓"新现实主义"小说中。我们在上面对于分享艰难的文学的批评中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这里我想以谈歌的《天下荒年》（《北京文学》1995年第10期）为例作些更细致的剖析。
《天下荒年》写的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事件，即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那场，然而作家的创作动机与作品的主题指向却无疑是90年代的现实。作者以苍山县的百姓与官员为例，所要说明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读完小说，读者得到的启示是：在苍山县60年代的那场饥荒中，虽然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但那是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精神高贵的年代；
而90年代的苍山县人（苍山县是一个作者精心选择的一个典型，这个典型具有隐喻意义）虽然因改革开放而享受到了物质的富裕，然而到处是抢劫杀人、盗贼成群，以致于安防盗门成风。这是一个对比；
另一个对比是60年代的干部（从中央到地方）廉洁奉公、公而忘私，而现在的干部则腐化堕落、私而忘公（作品为我们提供的典型是刘春华的变节与犯罪）。
我以为作品表现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这一转型期人们感兴趣的问题，不无一定的启示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
第一，从现实主义小说的真实性上说，作品描写的过去与现实的情况是否属实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与典型性。本来，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似乎不应该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
但是，这是一部比较独特的小说，一方面似乎带有很强的纪实色彩；
但另一方面它的主题显然又是要说明一个十分普遍的问题，即通过苍山县这个特例，来说明60年代初与90年代中期整个中国的精神与道德状况。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理由就其普遍性问题提出质疑。我本人出生于50年代末，我关于那个时代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但是我母亲经常对我描述情景至今栩栩如生：农村到处是倒毙路边的饿死鬼。据这部小说的描写，苍山县全县在中只有三起盗窃案（而且其中一起是乡支书为了不让更多的人饿死而下令发放种子粮，不能算是真正的盗窃），可见道德水准之高；
然而据我的父母讲述，同时也据我通过历史史料与其他小说文本得到的了解，在那个可怕的年代，你最好不要在大街上或其他公开场合吃东西，否则很可能被别人抢去。天哪，我到底应该相信谁？是不是苍山县是个特例，算得上是"小人国"里的圣人县？
其次，小说的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它分析社会问题（注意：是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人修养问题，两者所需要的分析方法是非常不同的）的方法与评价历史事实的价值取向。概括地说，小说的问题在于把由于多种原因所造成的一个时代的复杂的社会状况，还原为极度简单化了的道德状况，又把这种道德状况还原为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从而用精神高于物质还是物质高于精神这样一种简单化了的道德评价来作为社会评价的尺度。虽然小说没有为过去的物质贫困与精神至上直接辩护，也没有因为今日的物质至上、"道德堕落"而全面地否定改革开放；
但是小说的主题与中心显然是在惟道德主义的价值取向下否定现实、美化过去。为此，小说精心地运用细节描写来制造关于过去的道德理想国的神话（农民宁可饿死也拒绝吃种子粮、市级干部玩弄了一两个异性即被枪毙等等）与关于现在的道德地狱的百丑图（关于曹迪的一段描写）。然而小说中的这些细节都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症结在于作者通过这些细节所要阐明的根本问题：精神与物质的问题。不妨让我们摘引一段在小说中具有"点睛"意义的议论：
我常常想一个问题。关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我们这些年或许过于强调了物质，精神在物质面前仿佛一个受气的上不得席面的小媳妇。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原子弹是在那个年代，人们勒紧裤带干出来的。我们今天会狠狠地嘲笑精神
原子弹这句曾经风传一时的豪言壮语，可是历史偏偏开了这样一个一点也不幽默的玩笑。我们先是有了精神的原子弹，才有了物质的原子弹。
于是"我"对于那个精神原子弹的时代就感到"高山仰止"，为那些"无恨无悔饿死"的人及其"镇定自若的精神秩序所震撼"，"我们竟是在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时尚中安祥地度过了那场可怕的灾难。"因而：
不要总是指责那样一个年代吧，不要对那一个时代的中国百姓简单地理解为愚
不可及吧。或者说那一个年代有着过多的悲剧与错误，但它毕竟充满了神圣的原则与伟大的人格……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历史，我们应当珍惜那种洁净，我们应该纪
念那个物质绝对危机，精神竟绝对灿烂的年代。
因而，现实生活中的人在面对那个时代时就只有惭愧与耻辱了：
或者那一个时代的精神原则，本身太高傲了，这使得它与我们现实中活得有滋有味的人们之间产生了可悲的隔阂，因为那个年代的精神几乎处在了极致，超越了我们所能合理想象的界限，对于只重视现实而不在乎历史的当代中国人，断定它只是野史传说而不予置信，从而渐渐忘记了它是一个重要的关于中国曾经是怎样活着的例证了。
以上言论（它无疑是本篇小说的核心与灵魂）使我感到了深深的迷惑，造成的巨大社会悲剧，能这样用道德化、情绪化的宗教式语言加以解释么？我们对于那个时代悲剧的反省是应当深入到它的社会环境，尤其是体制环境，还是应当为了衬托今日的"道德堕落"，而一味地美化那个时代的"崇高道德"；
而且退一万步讲，即使那个时代的人们的道德水准真的像本篇小说所写的那样"超凡入圣"，我们也不能以道德水准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尤其是在评价社会现象的时候）。难道人的生命悲剧不比道德理想国更具有震撼力么？说实在的，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大量的人饿死这个社会事实可能与道德理想国共存。我甚至认为，政府官员的道德状况也不应当是衡量一个政府政绩的唯一标准，一个从道德上说是廉洁的政府完全有可能在其他方面有严重的失误；
同样，一个官员的腐化比较严重的政府也不见得在其他方面也一定一无是处。
社会热点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会热点;高校;思政课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6）02-0036-03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主渠道，其教学过程的进行不仅仅是对知识和理论的传授，更应该是对社会和现实的解读，困惑和疑虑的消解，理想和信念的坚定。脱离社会和现实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绝不会凭借其枯燥的理论和空洞的说教受到大学生的欢迎，也就更谈不上达到既定的教学目的了。因此，关注社会热点，并将其合理有效地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也是不可或缺的。
一、社会热点解析
（一）社会热点的内涵及特征
社会热点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目前我国正处于体制创新和社会变革的全面转型时期，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许多利益群体和利益关系出现矛盾和冲突，导致社会热点层出不穷。这些热点一方面体现出当下社会的发展变革，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相关问题在一定社会群体中的复杂影响。对于社会热点一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本文所说的社会热点，主要是指传播迅速且范围广泛、为社会大众所高度关注、对社会生活有着广泛影响和渗透，并对社会成员价值观和道德认知产生深刻影响的社会现象及社会问题，其源自于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但是只有那些传播迅速且范围广泛、关注度高且深度足够、影响深刻且力度大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才能成为社会热点。
社会热点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具有自身的一些特征：一是时间性，即社会热点总是发生在一定时间内， 其影响总是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消退。二是广泛性，即社会热点在当今社会快速发展和变革中广泛存在，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三是复杂性，社会热点问题所涉及的领域较多，产生的原因较多，往往由很多矛盾交织而成。四是可导性，基于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人的不同人生阅历和社会认知，以及其利益和情感，社会热点在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个人中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同的，即社会热点并不具有特定的影响力和作用，而是容易被引导，掺杂主观的情绪和判断。
（二）社会热点的类型
社会热点根据其产生和发生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社会热点事件（现象）、社会热点问题和学术热点问题。
1.社会热点事件（现象）。社会热点事件（现象）是指在特定的时期内，引起众多社会成员密切关注、好奇、评论甚至争论的社会事件或者现象，如“两会”的召开、诺贝尔奖的揭晓、苏格兰公投、香港“占中”事件、“啃老”现象等，这种类型的社会热点在社会热点的三种类型中属于第一层次，即最浅显的层次，一般会定期或突然发生，最容易因为时间的变化而不同，具有很强的时间性，也会对大学生造成一定的影响。
2.社会热点问题。社会热点问题是指在一定时期和较大范围内引起社会公众广泛关注，并受到媒体舆论集中报道，产生强烈社会反响和共鸣的社会事件及行为，如收入差距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社会道德滑坡问题、反腐倡廉问题、科技创新问题、就业问题、、中日关系等，其属于社会热点的第二层次，较为深刻，一般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比较典型的问题，比较广泛和复杂，会让大学生产生较大的困惑。
3.学术热点。学术热点问题是指受到社会大众密切关注、对社会生活有着广泛渗透、对其价值判断或道德认知有着深刻影响的学术争鸣及其因之形成的文化解析力量[1]，如民族复兴与中国梦、马克思主义与分配正义、网络时代与虚拟社会治理、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意涵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国家发展战略转型、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等，其属于社会热点的第三层次，最为深刻，是在社会发展中遇到或出现的新问题，非常广泛和复杂，同时学术色彩非常浓厚，容易让理论素养欠缺的大学生产生疑惑和不解。
二、高校思政课与社会热点融合的意义
社会热点是现实社会的写真，也是思政课教学大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与思政课教学相结合有着重大意义。
（一）有助于丰富思政课的教学内容
社会热点是社会发展的写实，是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因而成为认识社会的切入点。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思政课，本身就必须体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实践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中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就要求思政课必须关注并科学解答社会热点。而且，结合社会热点进行思政课教学，有助于将枯燥的理论用鲜活的社会生活诠释出来，将抽象的问题用生动的社会实例揭示出来，对于充实和丰富思政课教学内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有助于提高思政课的教学实效性
大学生群体是刚刚步入成年、还不太成熟的一个特殊群体，在其年龄和心理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一群体对社会热点的关注度高，兴趣强烈，再加上比较强烈的自我意识，使得其愿意对社会热点发表自己的见解并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结合社会热点进行思政课教学，能够激发大学生积极地参与思考、讨论，真正投入到思政课学习中，主动地接受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摆脱以往的灌输式、填鸭式的思政课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
（三）有助于提升思政课的解惑能力
目前，思政课教学主要依靠课堂的理论讲授来进行，即使学生掌握了相关理论知识，也难以将其运用到社会现实中，造成学生“学习思政课无用”的错觉。而且在社会全面转型期也出现了一些现实与理论不太一致的情况，容易使学生产生困惑，对理论的认同和接受产生质疑。而社会热点往往是现实社会各种矛盾的集中反映，通过有针对性地把社会热点引入思政课教学，并结合思政课的相关理论去分析，有助于引导学生将理论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培养用所学理论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重新认识思政课的意义，而且通过这样的环节，也可以加深学生对理论的认识和理解，消解困惑，实现在理论传输基础上解惑的目的。
（四）有助于实现思政课育人的教学目的
在大学生群体中，一些大学生由于受社会环境和自身成长过程中诸多因素的影响，人生追求呈现出自我性和功利化的倾向，社会责任感缺失，甚至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扭曲。而社会热点教育贴近实际、贴近学生，为大学生提供了了解社会、培养社会责任感的平台。大学生积极参与社会热点问题研讨，可以加深对社会现象、社会职责的了解，正确把握社会发展的主流，树立起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增强社会政治责任感[2]，促进身心健康发展，实现思政课“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教学目的。
三、高校思政课与社会热点融合的方式
在将社会热点融合到思政课教学中时，要考虑到社会热点的不同类型，从而寻求不同的融合途径和方式。
（一）导入式
对于课堂教学来说，一定要把导入的环节做好，这是一节课的“开局”，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最重要的一环。从效果来说，做好了这一点就能够引人入胜。采用导入式教学，的确能给学生带来全新的感觉，比一开始上课就采用开门见山方式 的效果要好得多，能达到“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的效果[3]。基于大学生对社会热点较高的关注度，可以将其作为思政课特定内容的导入部分。尤其是社会热点事件（现象），由于其比较浅显，理论性不太强，在与思政课融合时，采取导入式是最合适的。思政课教师可以在社会热点事件（现象）刚发生时，就给予关注，将其以视频、PPT、图片等多种形式呈现给学生，作为课程内容的导入，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并结合课程内容进行分析，引导学生形成正确判断。在实际教学中，将社会热点事件（现象）作为思政课课程内容的导入既可以由教师来进行，也可以由学生来进行，教师给予分析和引导。另外，也要注意一些特殊的社会热点事件（现象），比如一些重要的纪念日、国际上的一些重大节日和两会召开等，将其适时地作为导入内容融合进思政课教学中，唤起学生的关注。
（二）内化式
社会热点问题在融入思政课教学时，可以采取内化的方式，即将其与相应的教材内容结合起来，把教材内容作为主体，把社会热点问题作为重点，在讲授教材内容的基础上分析社会热点问题，拓宽和延伸教学内容，并将其内化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比如收入分配差距是目前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材中也从理论上说明了我国当前的分配制度及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的要求，但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的表述难免于乏味和枯燥的困扰，只有结合社会现实才能使该问题更加易于为大学生所接受，由此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引入最新且权威的有关贫富悬殊拉大的观点、原因和应对措施的分析，和教材上的内容相呼应，使大学生们的思想不仅仅停留在该问题的表象，而是发现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实现对该问题借助于社会热点形成的感性认识和借助于教材内容形成的理性认识的统一。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中，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反腐倡廉问题，可以将其内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核心理论”的组成部分，环境保护问题可以内化在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中日关系、南海争端可以内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和国际战略”中。
（三）延伸式
学术热点理论性强，涉及面广，将其融合进思政课教学中可以采取延伸的方式，即以教材内容为基础，通过学术热点对其进行延伸、拓展和深化，同时注意介绍相关研究成果和最新研究动态、信息，不仅使学生对这一类社会热点形成深刻认识，而且能够激发其进一步学习、研究的兴趣，尤其是对于文科学生来说。为此，在理论讲授中，可以尝试结合课程内容将某一学术热点以专题的方式来讲授，实现课程内容的延伸，也可以通过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开设学术热点讲座的方式，将社会热点与思政课的融合延伸到课外，作为课堂讲授的补充和深化。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保障体系，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到基层去，到工农群众中去[4]。因此，学术热点与思政课的融合也可以延伸到思政课实践教学中去，借助于社团活动、社会考察、社会调研以及社区服务等来进行。比如，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可以在讲授理论的基础上，组织大学生进行以“我身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社会调查，在实践中加深对于理论的理解。
四、高校思政课与社会热点融合的原则
在高校的思政课教学中可以融入一些社会热点，但是这种融合必须是在思政课正常的教学过程中进行。在这个过程之中，社会热点与思政课的融合应当坚持以下三个原则。
社会热点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时政热点 历史与社会教学 实践环节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以史为鉴,使人明智。昨天的时政热点已成为今天的历史,今天的时政热点就是明天的历史。在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中增加时政热点,这既是新课改背景下历史与社会教学改革的要求之一,又是历史与社会学科性质的需要和提升历史与社会教学质量的必经途径。但许多历史与社会教师并没有充分重视这一块,认为反正历史与社会是开卷考试,到考试时查一下就可以了。所以往往是快临近学业考试了,才把近半年的时政热点收集起来,印发给学生看看,带入考场。但结果并不理想,这种方式可勉强应付选择题,遇上非选择题就不灵验了。
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我认为是时政热点没有真正地走进历史与社会教学。那么,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时政热点切实走进历史与社会课堂呢?我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认为师生双方面的努力,缺一不可。
一、教师将时政热点引入历史与社会教学
教师是学生获取知识途中的指路人。作为历史与社会教师,应抛弃应试教育思想,致力于改革课堂教学,充分挖掘、研究时政热点,创设情境,将之引入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使学生学之有趣、思之有味。
1.备课。教师应将时政热点作为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来开发,将教材中的基本理论与时事政治内容相联系,使基本理论更具体、更生动、更具说服力,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2.时政播报。每节课开始时抽出2到5分钟,简洁、快捷地播报新闻。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这样做,有效地凝聚了学生的注意力,调动了课堂气氛,使学生在愉悦中增长了知识。
3.用时政热点创设教学情境。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我将具体的操作步骤概括为三步。(1)准备环节:搜集社会热点。教师应有敏锐的政治眼光,捕捉反映当前国内外形势发展的热点信息。(2)基础环节:仔细研究社会热点,找到和历史与社会教学的结合点。教师应将热点信息与教材知识点巧妙地结合起来,把与教材内容有关的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作为背景材料,让学生在学习中解决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3)关键环节:课堂中运用社会热点创设历史与社会教学情景。这也是时政热点切实走进历史与社会教学的落脚点。
4.将时政热点作为试题的背景材料。以2009年台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社会・思品试题卷》为例。其中,非选择题的1、2、3题,直接考到时政,涉及美国大选、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和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以奥运会为背景资料出了9、10题,以《食品安全法》为资料出了13、14题,以打击索马里海盗为背景资料出了17、18、19题。非选择题里的“追溯历史”部分以2009年是“”9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出题,“热点追踪”以“整治网络低俗之风”为资料出题,“两岸新篇”以两岸“三通”、“台州将成为大陆向台湾开放的港口之一”出题。
5.指导学生做社会调查。结合综合探究课,指导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在课堂中学到的点滴知识都在实践中得到印证和升华。
6.指导学生撰写政治小论文。政治小论文具有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点,在社会政治考试中也曾出现过这种题型。通过撰写政治小论文,教师可以促使学生运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观点来分析和解决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从而增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政治小论文的撰写,开始要多鼓励,多引导。
二、学生在实践环节中学习和把握时政热点
良好的氛围可以促使人形成良好的习惯,良好的习惯使人受益终生。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应养成关注时政热点的习惯,营造随时随地关心时政热点的良好氛围,在实践环节中学习和把握时政热点,逐渐形成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态度和价值观。
1.设置时政专栏。在黑板报设置“时政热点”和“时政热点点评”专栏,安排关心时事、有条件获取时政新闻的学生负责每天把时政新闻抄写在专栏里,无需太多,每天的头条新闻即可。学生可以固定,最好能够轮流。“时政热点点评”专栏,起初可以老师带头作一些简单的点评,带动学生作点评。专栏每天刷新一次。若学习时间太紧张,也可一周刷新一次。
2.阅读报刊。班级征订《台州日报》、《中学生时政报》、《半月谈》等报纸杂志,学生每日课余时间抽空阅读,养成爱读书看报的好习惯,积累时政知识。
3.观看时政节目。学生每天看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周末还可以看每周评论等节目,有兴趣的同学做好摘记。
4.举办时政讲座。学生自己搜集时政热点,结合历史与社会课本里的知识点,定期举办时政讲座,发表自己的评论。老师可以先做范例,抛砖引玉,而后培养骨干,骨干再带动其他。
5.家校协作。利用家长资源,邀请有条件的家长来学校,结合他们的职业,讲讲时政,这样会更有吸引力和说服力。
教师转变教学理念,不断学习先进的教学理论和提升自身的业务水平,将时政热点引入历史与社会教学;学生主动学习、实践、领悟、探索、创新,在实践环节中学习和把握时政热点。师生协力,必能有效提高历史与社会的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皮连生.学与教的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社会热点论文范文第4篇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73054
[摘要]相较于其他群体而言，大学生群体对社会热点的关注程度非常高。所以，大学生思想政治课堂应当适当引入一些合适的社会热点问题，充分利用大学生所关注的社会热点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从而有效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的实效性与教学效率。鉴于此，本文主要针对大学思想政治课堂引入社会热点的重要性进行了详尽的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在大学思想政治课堂中引入社会热点的具体措施，仅供参考与借鉴。
[
关键词 ]大学思想政治；
社会热点；
融合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体制转型的重要阶段，因为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社会中各类冲突与矛盾问题层出不穷。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通过网络，社会热点可以在第一时间传递到社会大众中，人们对社会热点的关注程度也就越来越高，特别是大学生群体。作为互联网的主要受众群体，大学生群体对各种社会热点的关注程度要远远高于普通大众。通过针对社会热点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可以认知当前社会的发展形势，而对广大高校思想政治教师而言，透过社会热点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将其应用于思想政治课堂中，往往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1]。
一、大学思想政治课堂引入社会热点的重要性
（一）能够有效提升思想政治教学的实效性
实效性一直以来都是大学思想政治所追求的教学目标。要想顺利达成这个教学目标，具有多个方面的途径，然而其都必须要针对传统教学方法与内容进行有效的改革创新。将大学生群体共同关注的社会热点引入思想政治课堂中也是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的重要途径之一。通常来说，大学生群体共同关注的社会热点一般都是贴近实际、贴近现实以及贴近生活的内容，而这些社会热点所彰显的社会现象与引发学生的思考，都在无形中契合了大学生的关注焦点[2]。大学生群体在未来的生活与工作中通常都会遇到各种社会热点，往往需要教师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学生思想政治课程只注重教材内容，忽略了学生群体所重视的思想问题，无法直面大学生群体的实际思想，往往就会使得学生产生厌恶感，导致课堂流于表面形式。将社会热点引入到思想政治课堂中，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思想，针对学生所关注的社会热点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思想政治课堂才更具说服力、针对性以及吸引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自然就会更高，也才能够充分彰显思想政治课堂的实效性。
（二）能够有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
实践性一直以来是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要求。良好的实践体验通常包含两种途径：其一，走出校园，直接参与各种实践；
其二，通过课堂情境设置，使得学生能够在对应的情境中模拟实践。因为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大学思想政治课堂要想实现大规模的社会实践显然是不现实的，这就需要通过课堂实践的方式来让学生体验。而将社会热点引入到大学思想政治课堂中，将其转化成一种社会情绪或者某种社会心理后，学生就能够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参与进来，其通过各种平台进行交流，发表自己的意见与观点，能够表现出极高的参与意识[3]。然后，思想政治教师在将学生的这些积极性充分利用起来，通过在课堂中开展实践活动，组织学生针对其关注的社会热点进行深层次的讨论与体验，教师在进行适当的点拨，思想政治课堂的实践性必然能够得到有效的提升。
二、大学思想政治课堂引入社会热点的措施与建议
（一）精选社会热点
社会热点的选择是思想政治教学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通常情况下，社会热点的选择必须要严格遵循以下几个标准：首先，针对性，社会热点的选择必须要和大学生的思想以及实际生活进行有效的结合，从而有效保障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其次，典型性，只有当社会热点问题具备普遍的意义，具有极为明显代表性，大学生针对社会热点进行剖析以后，才能够与思想政治的相关理论进行联系，也才能够从这些社会热点当中得出有关的结论。再者，及时性，大学思想政治课堂引入社会热点的最大魅力在于能够让学生与社会大众同步参与到社会热点的分析、讨论，使得学生能够在真实的社会热点中产生共鸣，如此才能够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能动性充分调动起来，所以社会热点的选择必须是近期的，具有及时性特点。最后，焦点性，社会热点的选择不仅要是学生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同时也应当是与社会大众利益息息相关的，而这些问题同时也是政府与党需要解决的焦点。所以，大学生思想政治课堂的社会热点应当充分彰显焦点性，使得学生通过学习能够更为全面的接触社会、认知社会、了解社会。
（二）优化课堂教学模式
大学思想政治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形势，这就需要教师针对课堂教学模式进行优化，通过适当引入一些社会热点来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作为教师，应当站在客观的层面来针对社会热点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并将社会热点与思想政治理论知识进行充分的整合，以此来帮助学生正确对待社会热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尝试组织学生开展一些有关社会热点的讨论会与讲座，使得学生能够深入了解社会热点背后的思想，切实延伸思想政治教育，拓展学生的视野。
（三）打造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平台
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与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交流平台，大学生自然也不例外，其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交流沟通的主要平台。广大思想政治教师应当充分利用这个特点，为学生构建对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平台，在这个平台中及时更新一些社会热点内容，并构建对应的讨论板块，使得学生能够在这个板块中表达自己的观点，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如此，不但能够方便学生及时掌握社会热点，为思想政治课程做好准备，与此同时，教师通过参与学生的讨论，能够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便于教师开展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
（四）利用社会热点开展思政教育实践活动
正如上文所述，实践性一直以来都是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所追求的目标，而将社会热点作为思想政治实践活动的切入点，充分利用大学生关注社会热点的这个特征，能够将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比如，利用当前“空巢老人”这个社会热点事件，组织学生参与一些慰问空巢老人的义务活动，使得学生在获得成就感的同时，切实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4]。
三、结语
社会热点不仅是社会形势在当前的彰显，同时也属于未来社会发展形势的昭示。大学思想政治课堂中引入社会热点，能够让大学生正确认知社会发展形式，使得思想政治理论知识能够与社会进行有效的结合，为大学生未来的生活与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邓秀杰.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事政治教育的整合[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7:91-92.
[2]张亮.加强时事政治教育,提高思想政治课堂教学的有效性[J].考试周刊,2012,11:112.
社会热点论文范文第5篇
一、江苏省公务员考试申论主题选取特点
1．选材多宏观、大略
中公教育专家认为江苏省公务员考试申论命题，习惯于从宏观高度组织题材，从经济社会总体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问题，命题思路层次高、站位高。
2.命题内容贴近社会热点
江苏省公务员考试申论的材料一般都为当年的热点问题。近年来，这种将考点集中在社会热点上并选取合适的切入点的命题方式，已成为申论考试的命题趋势。命题人通过“命题导向”来使更多的“准公务员”关注社会热点、关注国家大政方针。中公教育专家认为未来的申论考试也会以社会热点为大背景，从具体的小问题角度切入进行命题。
3．材料内容全面、具体
江苏省公务员考试申论试题的给定材料内容全面，包括有待解决问题的各个方面。江苏公务员考试申论材料的这一特点与申论试题的设问方式相联系，从江苏省历年申论材料中可以看到“内容全面、充实”的作答要求被一再强调，客观上要求作答必须概括要点全面、拟定对策全面、提出观点全面、分析论证全面，所以中公教育专家提示考生作答江苏申论须始终把握“全面”这一要求。
4.江苏省申论考试历年主题汇总
2014年，考查青年就业、创业应具备的素质问题
2014年，考查政府的诚信问题
2014年，考查弘扬民族文化问题
2014年，考查社会救助问题
2014年，考查中国经济的自主创新问题
2014年，考查民生与政府的责任问题
二、江苏公务员考试申论备考指南
2014年江苏省公务员申论考试紧靠国家公务员考试，试题的设置基本与往年相同，题目数量为四道题。试题类型主要以“概括+对策+分析+作文”的题型组合模式出题。值得注意的是，江苏省公务员申论考试综合分析的比重不断加大。这种试题类型模式能涵盖大部分申论的基本题型，具有更大的典型性，是现今大部分省市命题的趋势，因此，考生在复习准备的过程中要加强对组合模式题型的练习。江苏省公务员考试申论作答的字数一般会保持在1800字左右，对考生的作答速度还是有一定要求。
江苏省公务员申论考试主要通过应试人员对给定材料的分析、概括、提炼、加工等，主要测查应试人员阅读理解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及文字表达能力等，这四种能力与国考市级的能力规定基本是相同的。因此中公教育专家提示各位考生在备考过程中应当做好如下几点：
第一、仔细研究国考市级申论试题
由于只有国考市级申论是依照“阅读理解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及文字表达能力”来设计试题的，因此考生必须仔细研究国考市级试题，熟悉试题类型，分析可能出现的其它题型，做到心里有数。
第二、仔细研究江苏省历年公务员考试真题
虽然今年江苏省对公务员申论考试大纲做了较大的改编，但江苏省的申论考试并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年真题依旧对考生备考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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