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涵的界围分析红歌与艺术歌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歌曲艺术分支，其产生的背景与内涵也呈现出了鲜明的分歧和特性。明晰两者内涵的界围是进行特征分析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就红歌而言，近现代以来，伴随着中国革命和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关于红色革命诗【五篇】（全文完整）,供大家参考。
关于红色革命的诗范文第1篇
关键词：音乐艺术；
红歌；
中国艺术歌曲；
文化内涵；
史诗风格；
歌剧创作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一）内涵的界围分析红歌与艺术歌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歌曲艺术分支，其产生的背景与内涵也呈现出了鲜明的分歧和特性。明晰两者内涵的界围是进行特征分析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就红歌而言，近现代以来，伴随着中国革命和社会变革的颠覆性进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了三座大山，开展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进行了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历血雨腥风、翻身做主人的伟大转变之中，爱国、革命、奉献成为了时代的主题，也深深地影响着数代人的精神世界。围绕这些主题，人们开展了“文化自觉”式的爱国、革命、奉献的歌曲创作。他们通过借用、改编、模仿国内外经典歌曲及其旋律，紧密结合中国革命与建设、老百姓苦难生活与情感变迁的实际，不断进行填词或使用西洋作曲技法创作积极向上、昂扬奋进和富有民族精神、喜闻乐见、广为传唱的群众歌曲、革命歌曲、爱国歌曲。长久以来，则逐渐积淀了狭义上的红歌——红色革命歌曲——的内涵。如代表作《十送红军》《过雪山草地》《游击队歌》《延安颂》《咱们工人有力量》《南泥湾》《我们的田野》等，这些歌曲歌词通俗易懂、短小精炼、容易传唱；
内容多以表达爱国主义情怀和革命、建设新中国的热情等弘扬正能量为主，催人奋进、鼓舞人心；
而音乐整体上饱含着对西方音乐的借鉴，呈现出中西交融的特性。学界关于广义上的红歌界定，主要侧重于历史的追溯，主要是指在整个中华民族五千年绵延历史中，与时代特征紧密结合，以古诗词为依托而创作出来的那些饱含儒家思想、鼓舞人心、给人积极影响的歌曲作品。如《秦王破阵乐》《凤求凰》等。可见，广义上的红歌内涵并不具有代表性，更无法替代近现代以来人们对红歌的认识、理解及萌生的情感。关于中国艺术歌曲的内涵界定，在国内观点众多，但各有偏颇，并不具有代表性，也不为学界所共识。相反，国外艺术歌曲研究起步早，理论相对成熟，有种观点倒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共鸣：美国纽约大学的音乐资深教授罗杰·卡曼指出：“在艺术歌曲中，诗歌与音乐融为一体，声乐声部与钢琴结合一体……是带钢琴伴奏的，以诗歌为歌词，以音乐表达诗歌的情绪与想象的独唱歌曲。”可以看出，此内涵既进行了体裁界定，又对音乐特征、风格、审美表现以及艺术追求进行了定位和价值判断，已经涉及歌词、音乐、作曲技法、伴奏，甚至情感等方方面面，细致全面，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从两者的内涵界定可以发现，首先，它们并不诞生于同一时期，其时代背景也自然存在明显差异。红歌的时代背景特别鲜明，而且依赖性强；
而艺术歌曲则相对模糊，没有明显的时代特性，它更偏重于对艺术本身的追求与把握。其次，创作者也截然不同，红歌的创作者大多来自于特定时期的老百姓和音乐爱好者，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也诞生了大量的红歌创作者，他们不是专业的学派创作者，因此在艺术造诣上需要模仿、借鉴、创新；
而艺术歌曲的创作者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时代赋予的命题和精神也截然不同，创作者大多关注于自身或他人精神世界的把握和对艺术本身的陶冶、追求。最后，红歌主要承载着革命、爱国思想的积极向上的、正面的主题追求，甚至用艺术的形态服务于红歌主题，主题大于艺术；
而艺术歌曲的主题更为丰富，涉及情感、生活、精神世界、兴趣、观念等方方面面，侧重于对人性情的追求，对艺术本身的把握，主题与艺术同等重要，甚至偏重于艺术追求。
（二）史诗风格的趋同史诗本是一种庄严的文学体裁，内容为民间传说或歌颂英雄功绩的长篇叙事诗，它涉及的主题可以包括历史事件、民族、宗教或传说。最早的史诗与口头诗歌有很强的联系，文学家常借史诗的形式写下鸿篇巨制，荷马史诗最为典型。在艺术形式不断交融的影响下，史诗文学意蕴在歌曲艺术里得以积淀和彰显。红歌与艺术歌曲异曲同工地借鉴和传承了史诗精神内髓，并形成史诗风格。红歌作为革命、爱国歌曲的典型标识，天生承载着表达中国革命、建设、发展的沉重与辉煌使命，其中史诗风格的彰显与升华自然地成为红歌的重要的艺术形态。也正因为有了史诗性历史画卷的描述，红歌从始至终都凸显着强烈的艺术魅力和感召力，为数代崇拜英雄的中华儿女歌颂传唱，经久不衰。同样，中国艺术歌曲虽然并没有向红歌一样拥有诞生的特殊背景和先天的史诗题材，但在艺术的贯通交融中，也受到了文学史诗风格的影响，进而逐渐形成其重要的特性之一，如《走进新时代》《西部放歌》《祖国，永远祝福你》《凝聚》等。因此，在对史诗风格的继承与发展上，红歌与艺术歌曲可谓殊途同归，把史诗风格作为共同的艺术形态加以表达。两者的史诗形态主要体现为：一是对重大的革命题材、英雄事迹进行关注与表达，描绘出或震撼的、或凄婉的、或气势恢宏的历史场景，歌颂中华民族和革命先烈本真的美德与精神，可谓是史诗性的赞歌。二是为突出历史画卷的壮美与恢弘，红歌与艺术歌曲通常要借用数百甚至数千人以舞蹈的形式，或勾勒出大型背景图画，或用雄壮厚重的音乐来凸显史诗意蕴，彰显史诗的壮丽。此外，通过对歌曲的有机编排，把一幅幅历史画卷串联起来，也是史诗的重要承载形式
当然，在史诗的大趋同下，红歌与艺术歌曲的微观差异也逐渐显现出来，走向截然不同的情感视域里，表达着不同的史诗命题。综观两者宏观上的艺术流向可以发现，红歌不管是歌词、曲调，还是旋律、节奏，都充满着革命豪情的崇高之美与荡气回肠的优美元素，或抒发革命精神的气势磅礴，或歌颂爱国精神的气宇轩昂，或感叹祖国河山的衰亡破败；
而艺术歌曲“不仅在歌词上，还是在旋律、节奏上，都少了气势的奔放，多流露出轻盈婉约的舒缓、悲壮及平静，更多地是通过艺术内在的音律、节奏去表达思想和抒发感情。”[1]而不是像红歌一样依托于外在的表达元素抒写史诗风范。
（三）歌剧特征的差异一般而言，学界多从音乐创作和歌唱技巧两个视域审视歌曲艺术的差异。具体来讲，音乐创作指涉音乐语言、节奏把握、曲式编排、和声运用、旋律追求、配乐选择等；
而演唱技巧主要指涉音质、音色、行腔，以及共鸣、力度、语言、语法的应用等。随着研究的深入，歌曲间在音乐意指、题材和体裁的选择，对人文和自然环境的表达、氛围的营造和渲染等方面的差异辨析也引起了重视。红歌并不是大的艺术门类，而是歌曲艺术的一个分支，在特定的环境下产生。因此，红歌的诞生与发展是在对其它艺术的借鉴、模仿、创新的基础上最终独树一帜的。在此过程中，歌剧对红歌艺术的影响不仅不可避免，相反，红歌的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擅长人物个性塑造，注重叙事性情节，具备了中国式歌剧的特征。但歌剧始终视人文思想为灵魂，最终把关注的思想内核灌注在主题、题材、人物、歌词、音乐等个要素的追求上，从而实现歌剧彻头彻尾的创作上，对其它艺术形态的借鉴并没有红歌那么多。其次，歌剧虽然与红歌一样注重表现真情实感，塑造个性化的音乐形象，但更加偏重戏剧冲突的关注，从而编制出跌宕起伏的戏剧情节，掀起波澜壮阔的艺术高潮。再者，红歌只是特定时代诞生的歌曲分支。而歌剧至始至终都是涵盖文学、音乐、艺术表演、美学、舞蹈、建筑等学科综合运用的艺术门类；
在创作上犹如电影创作一样复杂，涉及歌唱家、作曲家、演员、诗人、指挥、乐队、舞台美术人员、管理人员及有关技术人员等，庞大而丰富，属于群体性的创作与表演活动。歌剧与艺术歌曲间的差异主要体现于演员的扮演与表达上。歌剧中的演员各有定位，每个人只扮演一个角色，表达一个戏剧人物，并随着剧情和矛盾冲突的需要而呈现出跌宕起伏的审美追求。艺术歌曲则完全不同，需要承担这个作品的主要角色，甚至几乎所有角色，要靠演唱者根据歌曲情感、意境的不断变化，而产生相应的声色、情绪、情感、表情、动作的变化。音乐不论是由弱到强，还是由强到弱，亦或强弱起伏跌宕，都要求演唱者通过恰当拿捏语气、胸腔、喉结，准确细腻地去表达。也就是说，演唱者并不只过于关注歌词情节，更多的是在演唱过程中靠演唱功力、形体语言、情感表情来抒发与现场情境相一致的意境之美。另外，演唱艺术歌曲常常只需要一个表演者和一个小乐队就可以完成，并没有像歌剧那样要求严格和复杂；
在演唱者深情表演中，演唱者带给观众更多的是细腻的主观情感世界的变化，旨在有限的视听空间里达到视听审美的更高境界，从而呈现出艺术歌曲细腻、柔美、高贵、精致的特性。歌剧中的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变化起伏的节奏、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以及声、行、情不断交错的情感表达，着重展现的是综合的、叙事性的长篇画卷或诗篇；
而艺术歌曲更为简短精炼，在相对单简单的元素表达中，主要运用歌声与配乐来直接性抒感，呈现画卷局部的色彩斑斓和惊叹。
关于红色革命的诗范文第2篇
前奏
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中段江西一侧，方圆500里，境内层峦迭嶂、林木茂密，多有人迹罕至之地，是个屯兵游击的好去处。最早踏上这片土地的革命武装，是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那么，这是支怎样的部队呢？且看作于1927年的词《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该词（及下引三首词）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的《诗词全编鉴赏》书中，正式发表时，作者将词中“修铜”改为“匡庐”，“便”改为“要”，“平浏”改为“潇湘”，“沉”改为“愁”。全词直白易懂，上半阕点明秋收起义军的名称、旗帜及行止，下半阕揭示秋收起义即暴动发生的原因、时间和声势。不过，正是这种近乎白描的笔法，向我们传导了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作者毅然决然主张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并为这一斗争方略迅速化为实践而振奋而欢欣的心情。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反动派的背叛，转而向其合作者、支持者共产党人及工农群众痛下杀手，而功〈钩伞⒒儆谝坏。1927年8月1日，中共发动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几乎与此同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湘南运动大纲》，强调武装夺取政权、实行土地革命。8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提出：中国革命正转向一个新的前途――工农德谟克拉裁（即工农民主），土地革命将占最重要的过程。为此，秋暴大纲规定立即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由任书记。在8月7日的中央紧急会议上，又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决定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此后，即投入秋收起义的各项发动准备工作（其中重要一项是社会调查），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同时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都编入该师序列。工农革命军军旗图案，遂以工农常用劳动工具镰刀、斧头为标志。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和师部在驻地修水县城宣布起义。次日，在铜鼓宣布驻铜鼓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立即起义。按照湖南省委要求，起义部队分头进攻浏阳、平江而于长沙会师。然而这一行动目标接连受挫，无法实现。为保存实力计，在9月19日召开的前委会上提出放弃进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这一提议，最终得以战胜“进攻论”而通过，嗣后遂有三湾改编、落脚井冈山之壮举。
建构朱毛红军即红四军，并一同建设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还有、历尽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南昌起义是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的开端，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对此，曾于1957年7月作诗《纪念八一》予以阐释：
南昌起义诞新军，
喜庆工农始有兵。
革命大旗撑在手，
终归胜利属人民。
这首诗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79年2月出版的《十老诗选》书中。
会师
1928年4月24日前后，、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井冈山砻市跟所部汇合。虽然此前两者都在寻找对方下落，并有联络，但彼此大手紧握、气息相通，还真是第一次。这一下，井冈山上多了朱部2000余人，随朱部上山的湘南农军8000余人，合共10000多人，比井冈山原有的1000多人多了八九倍。何况朱部又是以北伐劲旅叶挺独立团为基础形成的，有着很强战斗力，而且枪多、装备齐整。因之井冈山顿时如虎添翼，而朱部也有了落脚之地。两支红军部队会师，不仅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对红军的创建和发展以及湘赣边界武装割据，也都有重大意义。
为纪念这一伟大历史事件，曾赋诗道：
红军荟萃井冈山，
主力形成在此间。
领导有方在百炼，
人民靠兵权。
这首诗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3年10月出版的《诗选集》书中。诗的前两句，说的就是朱毛两军会师后合编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为红军主力部队之一，也是日后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先锋及主力。诗的后两句，揭示正确的领导形成于革命实践和斗争磨砺，红色政权靠红色武装开创和保卫。这不免使人想到围绕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而出现的马克思主义与“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令人痛心地招致边界“三月失陷”和“八月失败”。工农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离不开工农武装的坚强有力。诚如所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1957年7月，又作《井冈山会师》七绝一首，纪念这一伟大历史事件。诗曰：
革命雄师会井冈，
集中力量更坚强。
红军领导提高后，
五破围攻固战场。
这首诗也收入《十老诗选》书中。全诗强调朱毛两军会师，对于加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的重大意义；
而五次打破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剿”“会剿”，就是最好的证明。
“五破围攻”分别指：1928年2月中旬、4月中下旬、5月中旬和6月下旬，红军先后粉碎赣敌杨如轩和杨池生部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四次“进剿”，三占永新城。在粉碎赣敌第一次“进剿”后，湘南特委强令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离开根据地去支援湘南暴动，而使湘赣边界被敌占领一个多月，史称“三月失陷”。第五次“破围攻”是指这年8月下旬两个连的红军在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配合下，击退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杨如轩时为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曾和在滇军同事。南昌起义前夕，写信给他，晓以革命大义，劝他弃暗投明；
起义军南下前夕，又派人给他送去一信，约他同去广东。但他顾虑重重，终于没能走上革命道路。后来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赣南，在崇义上堡整训时，为争取一个较安全的环境，又给就在湘南靠江西一侧驻防的杨如轩写去一信，希望杨“沓起眼皮”，把上犹借他练兵三个月，他保证“练一团人，就可以打败”。杨如轩虽未正面作答，却也相安无事。50年后的1977年，杨如轩回忆起当年“进剿”红军连吃败仗，羞愧难当，不免留诗表明心迹。诗曰：
三十余年一梦空，
永新附逆妄交锋。
那堪旗鼓未成列，
已报弹花满市中。
飞将白天突兀扑，
两杨无计把身容。
一团劲旅平中国，
豪语铭心服总戎。
诗中以“飞将”喻红军，“两杨”指他自己和杨池生。当年红军三占永新后，军民奔走相告：“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一团劲旅平中国”之“豪语”，自是对此前之预言化作现实的感慨。而“总戎”当然是指称这位人民军队总司令。诗里颔、颈两联，颇为逼真传神地表现了红军以变化多端的游击战法，出其不意地克敌制胜的场景，因而这首诗不无史料价值。
保卫
红四军第三次占永新、粉碎赣敌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四次“进剿”后，边界进入全盛期。1928年7月中旬，红四军在打破湘赣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第一次“会剿”中取得初步胜利，逼使湘军第八军两个师退出“会剿”，返回茶陵。然而，此时中共湖南省委代表却坚持省委决定，要红四军去湘南，并且附和由湘南农军组建的第二十九团想回家乡的情绪，导致第二十九团在湘南被敌击溃，红四军损失近一团兵力；
同时因红四军主力远离井冈山根据地，敌人乘虚而入，占领井冈山地区的县城和平原地带，群众惨遭烧杀摧残，史称“八月失败”。
8月下旬，、、等前委领导人拒绝湖南省委又要红四军去湘东的主张，决定红四军主力重返井冈山。而此时湘赣两省敌军正乘红军主力在湘南欲归未归之际，以四个团的兵力分两路向井冈山发动第二次“会剿”。留守井冈山的红四军第三十一团一营、特务连，以及第三十二团，认真贯彻执行在永新西乡会议上提出的坚守井冈山的意见。守卫黄洋界的两连红军凭借天险，打退敌军多次进攻，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标志性地捍卫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9月26日，回到茨坪详细询问了黄洋界战斗情况后，心潮澎湃，遂作《西江月・井冈山》一词，以纪以颂。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黄洋界是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位于茨坪西北10余公里，海拔1300余米，周边多为悬崖峭壁，形势极为险峻，是永新、宁冈通往茨坪的必经之路。井冈山军民在这里修筑了坚固的工事，此前又按毛啥指示进行了加固，以防敌人进犯。可以说，对黄洋界的地形地势以及防卫设施了然于胸，对井冈山军民坚守黄洋界的信心和决心深信不疑。如此一副黄洋界保卫战的壮阔画面，就跃然于眼前：
山下红旗招展，历历在望；
山头鼓声震天，号声嘹亮。好一派军民齐心、严阵以待景象。虽然来犯的敌军对我根据地重重包围，但我英勇军民坚如磐石、稳如泰山，巍然屹立在此间。他们不只有坚强的意志、必胜的信念，还做好了迎战准备，筑起了坚固工事，实行了严密戒备。大家团结一心，步调一致，犹如筑成了一道坚固城墙。当敌人发起进攻时，我军民沉着应战，一次次打退了敌人。其间动用从敌人手中缴获的迫击炮射击敌群，唯一一发炮弹炸响，震破敌胆，敌军连夜逃之夭夭。
素来认为：“战争的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黄洋界保卫战就是人民战争的光辉范例，《西江月・井冈山》就是人民战争的热情颂歌。
红四军主力返回井冈山区后，接连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相继夺回了遂川、宁冈和永新，粉碎了湘赣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扭转了“八月失败”造成的被动局面，重现了边界割据的新气象。
是年11月25日，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信，全面总结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汇报贯彻中央6月4日来信精神情况。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得出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结论，提出了特殊国情下的新战略。这个报告收入《选集》时，题为《井冈山的斗争》。
关于红色革命的诗范文第3篇
壮士身亡志未穷。
墙外桃花墙内血，
一般鲜艳一般红。
这是一首革命诗抄。
这首诗作于1931年2月7日。
这首诗书写在上海龙华监狱的墙壁上。
这首诗出现于“龙华二十四烈士”慷慨就义的时刻。
这首诗是与烈士同狱的同志们为纪念烈士而作。
我要说的就是75年前惊心动魄的“龙华大屠杀”惨案。
龙华监狱——一个制造的枪声不绝，鲜血淋漓的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魔窟。在这个惨绝人寰的“魔窟”里被监禁和杀害的革命者有姓名记载的居然高达8000多人！！！这是何等一个“天文数字”？！这又是何等一个触人心弦，动人心魄的字眼？！我们的二十四位英烈也在这座“人间地狱”里英勇就义了。
关于红色革命的诗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儿童文学；
红色叙事；
《王坪往事》
在《王坪往事》这部小说中，作者特意淡出了战事事件，他将战争幻化成一个巨大投影，投射至王坪医院，投射至王坪医院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促使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在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中行走，其中王坪的风土人情是作者精心构思之处。作者撇开那些激动人心的文艺噱头，挑选一群平凡的手工艺人当作小说主体，他们质朴、坦诚地面对现实生活，自主选择生活出路，并各自学成了一门谋生的手艺，经过烈火战争的洗礼以后，战争的残酷让他们直面死亡，更锤炼了他们生而为人的意志。
一、“红色叙事”――《王坪往事》
《王坪往事》这部小说将王坪医院作为时代背景，紧紧围绕着万小坎、张乐生及谢模理等几位少年展开故事情节，以医院中的一群小红军为写作视角，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战火纷飞的苦难岁月，同时也淋漓尽致地道出了大巴山人民对红军战士的深情厚谊。如果红军没有到达大巴山，那么小说的主人公万小坎也许和他的师傅命运一样，成为一名闻名乡里的剃头匠，在乡野间渡过漫长的一生。但是1932年红军战士挺进四川境地，万小坎和他那一代小伙伴们的命运被彻底改变。这群天真烂漫的少年，或是小裁缝、或是小看护，或是剃头匠，或是打铁匠……他们都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性情相差千里，但却在弥漫着死亡、痛苦及哀伤的王坪医院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是他们为沉闷的医院带来了希望、活力与阳光，让那些生死悬于一线的伤员、病员感受到生命的坚韧与可贵[1]。
万小坎和他的小伙伴们不是思想成熟的革命斗士，他们身上还散发着孩童天然的爱哭闹、好奇、贪玩的性格特点，偶尔他们也会犯一些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错误。但是红军的首长却看到了他们身上的优点，比如：卓越的手艺，勇敢、善良、正直的品质，细心、体贴的灵巧等，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拥有坚定、顽强的革命意志。在红军大家庭的关心爱护下，他们经历了革命的磨练、考验，最终成长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斗士。作者对于天真童趣的生动描写，让那个战火弥漫的红色年代生出一丝鲜亮的童真色彩[2]。
这部小说最吸引读者的地方在于对人性的深刻挖掘，对于正直、朴实、善良的思想品质，以及对高贵人格的密切关注。作者描写的固然不是炮火滚滚的正面战场，但却是距离死亡最近，最扣人心弦的地方。通过对点点滴滴王坪旧事的描写，逐渐凸显了那一个个掩盖在尘土中，消逝在浓浓硝烟中的模糊身影，让读者看到了那些在残酷、悲伤、窒息，最恶劣的生存状态下存在的纯真、坚强、勇敢与善良。
二、《王坪往事》以儿童的视角关注人性
《王坪往事》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万小坎原本是四川大巴山一个小乡镇上的少年剃头匠，在1932年红军挺进四川境地后，他与师傅凭借着一手娴熟的剃头功夫加入红军队伍，随后被派往王坪医院工作，走上了一条革命报国之路。在王坪医院里，万小坎认识了一群性格迥异的小红军，他们一起在红军大家庭中经历革命的洗礼。这些小红军们每个人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且他们加入红军的原因也不同，有些是不知双亲是谁的流浪儿，有些是父母被反动派无情杀害的革命遗孤，有些是流落民间被红军收留的残疾智障儿……他们在红军首长及战士的呵护下，一天天成长成熟[3]。
当面临最险恶的生存处境时，是红酒呢给予他们无私的细心照顾。比如：为了给残疾的小伙伴谢模理做手术，三名可爱的红军战士在输送药品的路中不幸遭到土匪的攻击而牺牲了宝贵的生命，首长在得知这一不幸消息以后，强忍着悲痛提醒战士们不要让谢模理知道。又如：为了让先天性智障儿童烂袄能够深切体会到温暖，红军医院特意要求大家在看烂袄时面带微笑；
为了让这群少年们在伤员、病员痛苦、的生存环境中依旧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红军首长专门为孩子们组建了儿童剧团等等，无数的爱心小事无不散发出艰难环境下迷人的人性光芒。可以说《王坪往事》这部小事是以儿童的视角关注人性，作者通过人性诗篇的细微书写，较为完整地展现了小红军们的成长历程。
如果从纯粹的文学角度看《王坪往事》这部小说，没有比人性的揭示更能打动人心了。在小说中有一位为了照顾红军而感染死亡的老人，在走向生命的终点时这位老人希望可以拥有一个传统的风光大葬，红军们果断同意了老人的遗愿，遵照当地的民俗，为老人举办了一个在现代人开来颇有迷信色彩的葬礼，但就是在这样一个葬礼上小红军战士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精神的震撼。和以往文学作品描写红军的角度有所不同，这才是对人性的真实写照。在中国历史上红军一直和民众打成一片，亲如家人，并率领民众走上革命的道路，民众自身用不同的方式认可红军，爱戴红军，他们逐渐褪去身上带着的封建时代缺点，为建设革命根据地不断奉献力量，红军与民众的水融，促使《王坪往事》这部小说获得了强大而真实的生命力[4]。
《王坪往事》可以说是一部十分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如果非要给这部作品贴上“成长主题”的标签，则难免有些空泛，这部小说关于成长方面的故事是能够真切感知的，实际上与其说是年龄、经验促使小红军心智成熟，倒不如说是人性的启蒙、发现及完成促使小红军性格的成长。以万小坎为代表的小红军们，置身于革命烽火狼烟，其成长在医院这个特殊的环境中，他们不得不直面死亡带给他们心灵的考验[5]。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充满人情味的环境氛围中，小红军们才没有感到恐惧，陷入意志消沉的失落情绪中，在一次又一次送别战友的悲痛中，他们鉴定地选择以积极的态度应对残酷的现实。这种坚韧的精神，使他们在面对死亡时可以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对于现代的儿童读者群体而言仍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可以帮助他们树立健康、积极的人生观。
三、史诗性与儿童性的结合
“史诗性”是现代很多创作长篇小说作家们的不懈追求，同时也是文学评论家评价一长篇小说是否达到一定思想艺术高度的标尺。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儿童文学家们一致认为只有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才有资格得此殊荣，因为读者们的感受验证了这一事实：“在它强烈、统一的氛围中，在它对战争全面、有重点的细腻描写过程中，鲜明集中而又生动地展示出了革命战争的整体面貌，特别是其中蕴含的伟大精神”。但是张品成的小说则让我们明白：史诗还可以有另一种独特的写法。
在张品成的《王坪往事》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不是革命历史的恢弘史事，而是通过一个个小场景叙事，展示平凡小人物活动，达到一种微言大义的良好效果。故事通常是小说的灵魂，但是张品成好像刻意回避大起大落的故事情节，表现出对小场景叙事的偏好[6]。按照传统的理解，红军之所以能够穿过人烟稀少的雪山、草地，完成一项项人类壮举，是因为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对革命事业的忠贞不渝，但是读张品成的红不单单能够感受到这些，还能领悟到支撑红军坚定、乐观地克服一个有一个困难，勇敢地走下去的主要原因还是他们自身对于生命的敬重。张品成可以深刻挖掘出革命中的小故事凸显红军精神，这一点明显优于宏大叙事性作品。
比如《王坪往事》中这群小红军们，由于年龄小，心智不成熟，以至于在他们身上发生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小闹剧，甚至他们时不时地犯一些严重的错误。针对这种情形，红军首长并非片面地、粗暴地责备他们，相反而是让他们意识到错误的同时，还尽最大限度避免伤及儿童天真活泼的天性，由此引发了很多幽默的故事情节、惊奇的悬念。在张品成的小说中，小人物一直是史诗性事件的主体，对于小人物的高度关注让他的小说超越了、传统意义上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范畴。以往的革命历史题材型小说，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肯定会塑造高大、伟岸的英雄人物，且这些人物一定要有曲折的革命经历，并且为革命的最终是胜利作出了非同一般的贡献，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也正是因为这类英雄的存在，才使得革命历史题材型的小说充满了戏剧化的张力，也显得格外惊心动魄[7]。
但是张品成在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时，几乎很少提及革命的血雨腥风，没有神一般完美无瑕的英雄，有的只是那些童心未泯的可爱孩子们。他在广泛查阅历史资料与调查、研究、考证的基础上，对于人物细节活动进行大胆补阙，进而有利于故事情节的自然发展，及主题的深化。张品成追求宏大小说背景和历史之间的巧妙衔接，他很好地把握住了虚实相生的写作原则，拓展了历史补阙的空间，进而让《王坪往事》这部儿童小说沾染了史诗性的特点。
四、结束语
天真无邪的少年们是《王坪往事》这部小说的主体，但作者也将作为衬托的成年人们刻画的形神兼备。在生活的重重磨难面前，这些普通成年人的善良深深地影响着少年们的一举一动，孩子们彼此相互传递这人世间最美好的精神品质。虽然《王坪往事》是一部战争题材作品，但是却巧妙融合了乡土文化、人物故事及地域特色，可以说作者用他那支诗意、清新的笔，为读者生动了勾勒了一副纯美的乡土风物画。
参考文献：
[1]吴海，曾子鲁主编.江西文学史[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5.
[2]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苏区文学研究室编著.江西苏区文学史[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3]曾庆江.史诗性与儿童性的结合――张品成小说论[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11）：146-151.
[4]郑慧琳.王坪的红色往事[N].中华读书报，2014.
[5]王艳文.理想化的典范――“十七年”现实题材儿童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J].理论月刊，2009，6（03）：113-115.
[6]高黎娜，刘黎.1949―1979年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浅析[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01）：34-35.
[7]翟应增，李敏.冰心儿童文学研究的趋向[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0，6（04）：225-226.
关于红色革命的诗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苏曼殊是革命派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苏曼殊在诗歌、小说上的造诣极高,并且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身世的飘零,经历的坎坷,在加上身处在一个动荡、新旧交替的时代,这些都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得他与他的作品都充满传奇色彩的。他的《吴门依易生韵》(十一首)这组咏诗怀古中,诗人借着对吴国的兴衰的慨叹,表达了深切的爱国情怀,更多的是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和自身无法改变的苦闷之情。
一、苏曼殊与《吴门依易生韵》
苏曼殊一生能诗擅画,通晓日文、英文、梵文等多种文字,可谓多才多艺,在诗歌、小说等多种领域皆取得了成就,后人将其着作编成《曼殊全集》(共5卷)。作为革新派的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苏曼殊曾在《民报》,《新青年》等刊物上投稿,他的诗风“清艳明秀”,别具一格,在当时影响甚大。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成功,苏曼殊在国外,闻而狂喜,赋诗云:“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但是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致使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曼殊于是又奋起响应,以个人名义发表《讨袁宣言》,以笔伐之,表示:“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然而,二次革命终究归于失败。曼殊悲愤至极,在1913年发表的《为玉鸾女弟绘扇》一诗中,写下“疏柳尽含烟,似怜亡国苦”的沉痛之句。表达了热血男儿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对自己始终未能忘记亡国之痛的悲愤情怀。
《吴门依易生韵》作于一九一三年春诗人游历苏州期间,发表于一九一四年出版的《南社》第九集上,全诗由十一首七言绝句组成,是一组咏诗怀古诗。诗人畅游吴地,吴宫深处千年的遗憾,姑苏台上月的凄皓,不懂事的红蜡泪,花钿委地无人收的凄凉。眼前景物的信手拈来,却变成了寄托情感的意象,抒发了诗人对春秋时吴国覆亡的感慨,同样也道出了诗人对时局的忧虑。
二、《吴门依易生韵》中的爱国情怀
故国的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与吴地昔日的悲剧收场有着相似的悲凉和凄楚。面对着袁世凯的复辟帝制,面对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的苦难,诗人的悲愤之情化为满纸的愁怨,《吴门依易生韵》(十一首)如浑然天成。
“江南花草尽愁根”,首句便奠定了全诗的感情基调,读者只觉满纸的山河破碎风飘絮,愁风苦雨扑面来。“故国已随春日尽,鹧鸪声急使人愁。”,不谙人事的鹧鸪你可知你的啼叫声愁煞了多少亡国的骚人?“春色总怜歌舞地,万花缭乱为谁开”,那缭乱惹人的万红为了谁而怒放?又有谁来欣赏和爱怜?江南的春天本应是花红柳绿,草长莺飞,色彩斑斓。然而此时的诗人却没办法将姹紫嫣红收入眼底,因为祖国经历了戊戍变法、庚子事件、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称帝等一系列事件打击之后,他不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置身世外,爱国情怀让诗人痛苦,满腔忧愤无处排遣步入吴地,在诗人眼中这样血雨腥风的故国与风雨飘摇的吴国无异。
姑苏台畔夕阳斜,宝马金鞍翡翠车。
一自美人和泪去,河山终古是天涯。
“姑苏台”、“美人泪”、“河山”这些都是咏诗怀古诗中的经典意象。花间派词人之一的薛昭蕴的一首《浣溪沙》也曾出现过相似的意象:
倾国倾城恨有余,几多红泪泣姑苏,倚风凝睇雪肌肤。吴主山河空落日,越王宫殿半平芜,藕花菱蔓满重湖。
与这首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前蜀的欧阳炯的《江城子》:
晚日金陵岸草平,落霞明,谁无情。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空有姑苏台上月,如西子镜,照江城。
这三首诗词中,都有永恒不变的“姑苏台”,或多或少的红蜡“泪”,悲伤无奈的“美人怨”,这些都让人让人感怀不禁。三首咏史怀古作品中,相似的意象,不仅为各自的诗词创造出了一种优怨、凄美、清新的意境,更表达着同样的主题,同样的情感归宿。而不一样的是斗转星移,是历史的沉沉浮浮。
当年吴越之间纷争不息,求一时之胜,然而历史是永恒的,也是无情的,吴主、越王当年的山河宫殿,当年的香车宝马,当年的红粉佳人,如今只剩下落日残照,断壁残垣,故一时的欲念、利益之争,终究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大浪淘尽。姑苏台空照斜阳里,河山终古是天涯。作者由古及今,以个人反映王朝的命运,以王朝反映时代的命运,走在时代的浪潮边,作者不甘随波逐流,流于平淡、平庸。因为身世的飘零已让他尝尽了随波之苦,人世的沧桑已让他饱尝了逐流之痛。
如果说吴国的覆灭是因为“红颜误国”,六朝的更迭是因为糜糜奢华,那么诗人眼中故国的风雨飘摇是因为什么?诗人在吴地的月光里写下《吴门依易生韵》(十一首)时,是否思考过这样的动荡究竟会预演着怎样的未来。
三、苏曼殊是真正的爱国诗人
身世的飘零与凄苦,隔海相望伸手触不到的亲情,这些都给诗人的敏感平添了愁怨,“故国已随春日尽,鹧鸪声急使人愁。”“故国”,那既是对家乡的思念,又是对故土的热爱,更是对祖国的热爱。
虽然遁入空门,却心系祖国。身体虽置身事外,却难逃内心的担忧与牵挂。曼殊见兵连祸结,生灵涂炭,思想趋于一种特有的忧郁与愤懑。对此,柳亚子曾指出:曼殊“其实不是真真退守,真真向后转走。我认为他晚年讲的话,实在是表示他在极端愤激。”(《苏曼殊之我观》)他内心交织着矛盾,充满了苦闷和忧伤,“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曼殊是坚强的,同时又是脆弱的。曼殊是勇敢的,同时又是懦弱的。坚强是因为爱国,脆弱也是因为爱国;勇敢是因为爱国,懦弱也是因为爱国。只因为爱的深沉。
1918年5月,苏曼殊病逝,终年仅35岁。陈独秀说:“像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的了!”其实,出家的未必真出世,苏曼殊,分明是一位近代史上不可多得的爱国诗人。
参考文献:
1. 刘斯奋笺注《苏曼殊诗笺注》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年月12出版
2. 马以君编:《苏曼殊文集》(上),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
3. 李金涛《略论苏曼殊的艺木创新》青年思想家 200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