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范文第1篇关键词：少年中国说；互联网+；教育思想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5-0249-02在近代教育史上，梁启超不仅是一位充满锐劲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五篇】,供大家参考。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范文第1篇
关键词：少年中国说；
互联网+；
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5-0249-02
在近代教育史上，梁启超不仅是一位充满锐劲的改革家，更是一位富有极强前瞻性的理论家，其1900年发表的《少年中国说》，以与时俱进的思想和气势磅礴的激情，用人之老少比喻国之老少，开启了一场全民族关于“少年中国”的热议，向“中国少年”发出了振兴国家的热烈召唤，表达了晚晴以降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憧憬，唤起了无数近现代热血青年投身于挽救民族危亡的伟大事业。而百年之后的中国，面对全球一体化，人类从信息时代步入数据时代，开启了以“互联网+”为时代特征的新境遇，在新形势下如何解读《少年中国说》以及汲取其中的思想营养，成为当下教育思想研究的全新课题。
一、观念：顺势而为，海纳百川
梁启超在评断中国为老大之国还是少年之国时指出：“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
有，有服从，让人皆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
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从其推断中国今日为少年国的论证过程中，不难看出其尊重客观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观念，中国之所以为少年中国，完全因为“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在尊重历史规律的基础上，中国理所当然是少年。透过这一思维逻辑的本体，则是历史唯物主义观在进行理论支撑，而合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的最核心观念，其最终落脚点自然成为顺势而为。儒家亚圣孟子言：“有智慧者，不如乘势。”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提出，自然离不开其所处时代环境的大势：当时的中国内外交困，再度陷入近代化之困境。自鸦片战争失败，中国的外迫型近代化开启，经甲午之败，戊戌之败，一败再败，甚至已有亡国灭种之虞。于此危难之际，必须再启中国近代化之进程。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以文化成天下，即用文的力量可以治理好全天下，孟子更是提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有文化。而近代化进程的关键是人的近代化，对人进行近代化改造的最好途径便是文化改造，这一逻辑类同于庄子所言之道与人：道创生万物及人，也与万物及人同体同在。人自觉与道同体同在者，顺应之。不能自觉者，亦摆脱不了，行为悖之而体不能悖。近代化与其主体人亦是同体同在的，自觉者，顺兴之，光大之，不自觉者，行为悖之而体不可分，梁任公是自觉者。梁启超顺应时展之势，自觉铁肩担道义发起对民族近代化文化改造，其所指方向首先是思想观念上的开放性思维，以海纳百川来滋补民族近代化所缺失的营养。“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
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
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
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
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
惟行了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
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
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
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梁启超通过对老年与少年不同性格态度的比照，从而对老年人常思既往、留恋过去、因循守旧、怯懦苟且以致最终灭亡世界进行深度剖析极度批判，而对少年人常思将来、希望进取、常敢破格、豪壮冒险以致终能创造世界表达了充分的肯定和强烈的寄托。“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
而当下教育正处于以“互联网+”为典型特征的后信息化时代，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顺应时代的大势，以海纳百川的观念来指导当下教育探索的方向。2015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互联网+”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互联网+”行动计划将重点促进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制造业、生产业等的融合创新，发展壮大新型业态，打造新的产业增长点，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环境，为产业智能化提供支撑，增强新的经济发展动力，促进国民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互联网+”时代的典型特征便是资源的深度整合，这种整合不仅包含了O2O线上线下虚拟与实体资源的重新洗牌，同时也意味着大数据共享以及渠道多元化裂变红利的到来，而所有这一切的行为主体都离不开人的主导和操控，可以认为“互联网+”模式就是一个思维大爆炸的时代，传统资源传导模式、营销渠道模式、人才组合模式被深度摧毁，任意思维的对接都可能产生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墨守成规、思维固态的商业范式已经很难在这一时代立稳脚跟，其生存和发展空间也正在被逐渐挤压并终将退出历史舞台，教育观念必须从传统授课的固有模式向海纳百川的多元化方向进行转变，这是每位教育工作者必须保佑的思想观念。
二、态度：积极应对，不走偏锋
人的思想是由感性与理性共同构成，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除了从理性逻辑角度提出人应该顺势而为、海纳百川，同样在感性态度上保持积极应对、不走偏锋的方向也同样重要。“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命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乌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之土地奉申贺敬，以换我几个衙门；
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
三、方法：如盐入水，润物无声
梁启超在论述《少年中国说》中，无一处违和感，不仅言简意赅，境界高远，同时不纠结一点一线的得失，而是以多元立场博采古今，似乎天马行空，又有理有据，观者无不为之倾倒，所论述的主旨《少年中国说》在无形中让人心悦诚服，深信中国少年未来的伟大，因中国少年而成长起来的少年中国也必将光彩世界，论述构思如盐入水，润物无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严格解读可有七层深意：其一，西人，日本人“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决非善意，乃恶言恶意。因为“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梁启超曰：伤哉老大也。”其二，中国被称为、视为老大帝国是没有根据的，判断其标准便是中国漫长的历史，这是时间上而非本质上的区分。“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堪称老大。其三，真正的国家实质上的区分应该是国家体制，而非国家历史的长短。“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
有，有服从，人人皆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其四，中国之所以累受危难，归根在于中国非近现代国家。“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
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澌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其五，正因为中国从未是近现代国家，正在近现代国家的道路上发育、生长，故而称为少年中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
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其六，中国既然是少年国，其前途远大，不可胜收，是理所当然之事。“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其七，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一片光明。“红日初升，其道大光……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范文第2篇
毋庸讳言，前贤与吾辈都曾过于自信地满足于唯物史观中的某些简单信条，将阶级暴力普泛化和绝对化，以非常粗暴的方式，对许多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与人物进行简单化的处理，以为历史人物的言行不是进步就是落后，不是爱国就是卖国，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毫无协商的余地。近年来，虽然学界已越来越鄙弃这种简单的学术思维，也越来越不欣赏那种漫天飞舞的定性分析与功过评价，力求还史学的一份平实与宁静，不过，用“一分为二”似的思维定势来处理历史研究对象的做法，似乎并非中国学术界的专利。
近年来，从域外飞来的某些学术词汇中可知， 以非此即彼的对立词组作为主标题或理论模式来概述中国近代史的篇章亦非少见， “传统--现代”、“激进--保守” 等模式就是如此，对近人梁启超也不例外。不知这是否同欧美中心论的历史优越感与冷战时代所浸染的两极思维有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外来的“传统--现代”、“激进--保守” 等模式初看时不难给人以清新明快之感，但较之我国本土的“进步--落后”、“爱国--卖国”等模式，至少在方法论上如出一辙，都源于“一分为二”的两极思维定势，其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或以偏概全。
历史问题也罢，现实问题也罢，如果真能像战争对阵那般“一分为二”，便无复杂之烦恼可言。惟其不能简单地两分，历史研究才显得颇费周折。虽然铜板只有两面，现实与历史却总是一分为多，至少应当一分为三。在激进与保守之间，还有一片十分广阔的空间，至少还有“稳进”的力量与人物存乎其间，而且常比两头要大。即使可以胶执于历史的历时性特点，把它堆放在数学的坐标尺上，但当知这个坐标尺也无法与所谓“一分为二”的标准相吻合，因为在正数与负数之间，还有独立存在的“零”。“零”既非正数，亦非负数。
在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饱经列强侵凌之苦与亡国灭种之虞， 许多仁人志士都知道穷则思变，有的还担心变得太慢，指望不断变革，一如危崖滚石，不到山底而不止。倘若把这种只争朝夕、恨铁不成钢的求变心态与相关言行称做“激进主义”，未尝不可;如果把反对此类言行的人统统囊入“保守主义”阵营，则不啻把复杂的历史过于简单化，最终导致扭曲历史。旅美学者余英时也承认：“严格地说，没有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只有要求不同程度变革的人而已。”他说：“要求变革较少的人往往就变成了保守主义者”。[1]（P10）姑且不说“要求变革较少的人”究竟是“变成了保守主义者”，还是后世研究者被认成了“保守主义者”，至少梁启超不属于“要求变革较少的人”，不应划入“保守主义”的行列。即使可以把“要求变革较少的人”当做“保守主义者”，那么在“要求变革较少的人”与要求变革较多的人之间，还应存在一个要求变革不多不少或比较适中的群体，两分则仍不够用。
尤其对于近人梁启超来说，无论从其风雨兼程的纵向足迹来看，还是就其跌宕起伏的阶段性拼搏而言， 他既不像激进主义者，也不属于保守主义者。即便只对他作阶段性的概括，他却经常站在两条以上的战壕，冲着形形色色的激进者与迂阔守旧者，同时叫阵他是“激进--保守” 模式的盲区。后世研究者面对他时，最保险的做法只能是根据不同时空的不同情境、物镜与意境，具体分析，小心概述，他实在不是凭一两个词或一两句话便能概括清楚的。
首先，我国近代史上固然颇有类似于法国式的激进主义，而英国式的保守主义实属阙如。从表面上来看，梁启超的许多思想主张同西欧保守主义鼻祖伯克(Edmund Bueke)的思想体系比较相似，其实不然。伯克所要保要守的恰恰是英伦三岛的自由主义传统，梁启超所要保要守的除了一国之生存外，所剩无多。至于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恰恰需要他和少数同道以微弱之声去呼号，去艰难地创造，而不是守成。正是心怀君宪救国的真诚抱负， 他曾与老师康有为、挚友谭嗣同等以书生意气谋划围颐和、捕太后的军事政变;变法败北后，他以政治犯的身份，始终手握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决不向独揽朝政的慈禧妥协。当袁世凯图谋帝制自为时，他又与弟子蔡锷联手升起滚滚狼烟，挑战强者，义无反顾。与其说这是中国式的“保守主义”，还不如说这是“激进主义”中的一种形态而更为恰当。
其次，梁启超虽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继续追随康有为，督率过保皇会同人，引领保皇运动，而清末的保皇之“保”，亦非欧美的保守主义之“保”。保皇会所采取的武装勤王形式与暗杀手段，亦属标准的“激进主义”，一点也不斯文。何况弟子还走得很远，经常激怒师长。他曾极力谋求同孙中山合作， “痛恨我党之乏才”，批评康有为不该骂孙等为“无赖” 、“叛逆” 。只因梁启超最终不愿走出与康有为决裂的一步，加之孙中山等人对于合作也不太热心，才使他的合作之愿付诸东流。他还真诚地期待过以“保皇”之旧瓶，盛民权之新酒， 设想举光绪帝为“总统” ，别具深意。至于梁氏在檀香山的 “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之一说， 《革命逸史》的作者冯自由断言梁在“行骗”，其实，若按梁启超当时谋求合作的诚意与梁氏所认定的勤王手段，尤其是举光绪帝为“总统”的政治理念， “实则革命”云云，就不是无稽之谈，只要稍微参照英国革命的历程，便可知其分晓。
第三，尽管梁启超有过同革命党人奋力笔战的记录，也不能证明他就属于“保守主义”。对于反对暴力的各类言行，还得细分。倘若适当超越孙中山与同盟会当时的认识水平，便不难发现，梁启超之所以“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并非基于回到纲常名教，也不是站在为清朝的腐朽统治辩解的立场来反对暴力革命，而是从务实的眼光出发，担心革命党人的力量不足以暴动反满，国民的素质也不足以首创共和，担心暴力革命只会导致内乱与列强干涉，是不得已才反对。事实上，他对清朝腐朽统治与西方列强的本质的认识，以及革命之后将出现的艰难局势的预计，都比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要全面和深刻得多。许多论著都夸大了梁启超在笔战中的失败。殊不知，以梁氏一人之力，要论证保留一个既属于腐朽朝廷的君权，又属于满人所把持的君权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说服那些血气方刚的留学青年，这本身就很不容易。倘若没有相应的学术实力、辩论水平与文字功夫，要想在人多势众的《民报》辩手的攻势中接过两三招，坚持三五月，都是十分困难的。数年前，梁氏的师长康有为经章太炎一驳，就在理论上栽下去，再也抬不起头来。康门弟子梁启超则不然。他的《新民丛报》之所以停刊，主要因为清朝的预备立宪已提上议事日程。在他看来: “吾党今后但以全力对付政府，不必复有后顾之忧。” 出处？惟其如此，从1906年12月开始， 梁启超就在着手筹建具有政党性质的君宪团体“政闻社”，还拟另办一报， 为充当全国预备立宪运动的精神领袖做准备。再说，论战本身并非坏事，正是通过论战，双方的思想认识都在各自的起点上有所提高，都在一定程度上修改或充实自己的论据，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只是彼此都碍于情面，不愿承认而已。孙中山等人就从梁启超的某些批评中得到启发， 对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多了一份思想准备。
[2]（P297-303）论战还是别具一格的民权主义启蒙宣传。
第四，如果按有的学者所提出的，将某些历史人物的政治活动与思想文化活动截然分开，再套“保守主义”之瓮，那么， 梁氏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未必属于“保守主义”。在许多历史情境中， 我们所看到的梁启超既是一个淡视个人生死的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个自信“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的学者，一个“献身甘作万矢的”的思想家。还在19世纪末，他除了宣传西方的科学，还声嘶力竭地口诛“民贼”，高唱“民权”，鼓吹“破坏主义”。尽管他对“民主”的赞同只是偶尔为之，但对“民权”的倡导与追求终生不懈，影响及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 至于梁启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早在1902年初，他在《保教非所以尊孔子论》一文中，就向国人斗胆宣告: “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
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
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又知孔子之爱真理，先辈、故人之爱国家、爱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
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 [3]（P59）与其说这是“文化保守主义”之滥觞，还不如说就是文化战士的先声。陈独秀等人之于孔孟学说的清算固然可以超出梁启超的火力与规模，却不可以完全抛开他的战斗精神与逻辑思路而另起炉灶，这也是梁启超的分量与魅力之所在，不应淹没不彰。
如果把晚年的梁启超归入“保守主义”阵营，其论据也是苍白的。众所周知， 1920年，梁启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归来，发表了为时人与后世所关注的《欧游心影录》。通览全书可知，梁启超的思想并未就此颓废。尽管他否定了科学万能论，指出:“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不过，他在“自注”中又郑重声明: “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对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
版本出处？他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最能开人眼界的当首推梁启超为北京协和医院给自己造成的重大手术事故而辩护之豪举。此事不仅生动地展示了梁启超维护科学的信誉是怎样当真， 也足以表明他的人格是何等与众不同。
正是基于手术事故， 在拖过3年之后，这位学术大师与文化巨匠就弃养西归了。环顾茫茫人海，翻遍浩浩史籍，像梁启超那样割掉一个好肾后，还能以生命的名义呵护科学的尊严，托起宽容的海洋者，举世曾有几何?
梁启超还说：“我们须知，天下事是急不来的，总要把求速效的心事去掉，然后效乃有可言. ” [3]（P23）此言依然提倡审时度势，稳健务实，并非就是保守。尤其是他已从以往的政治挫折中，得出同陈独秀、李大钊等几乎完全一致的结论: “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二十年来种种失败，都是为此 ”， 明确主张“从国民全体上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 [3]（P23）
同样是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还意味深长地指出:“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 他坚决反对“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 “不许人批评”等霸道做法，认为 “思想解放，只有好处，并无坏处”，而且 “既解放便须彻底，不彻底依然不算解放。” 基于此，他还理直气壮地主张“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充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3]（P26-35）与其说这是保守主义者的借故酸谈，还不如说是思想解放先驱的真知灼见，是战士的风采。
至于梁启超的所谓“多变”，其实也是需要重新讨论的话题。辩证法没有理由忌讳历史人物的变，关键是看研究对象怎样变。简单地说，梁启超的“多变”，常常是不断独立思考的结果，是学者型的变，不乏睿智与前瞻性， 不可同瞄功利看风向的政客之变同日而语.在一个泛道德主义充斥的国度里，人们喜欢拿梁启超的“多变”来逼问他的道德与为人，乃至误解颇多，伤痕累累。我敢断言，终近代中国之世，像梁启超那样无论在位与在野都能保持书生本色，极具人格魅力者，实不多见 。1926年，清华大学大学部的学生社团 “国事研究会”做了题为“新中国柱石十人”的民意调查，结果将梁启超名列榜首，将蔡元培、王宠惠、李烈钧、蒋介石、冯玉祥、胡适等则依次列后，梁氏之于清华学生的影响与学生之于梁师的拥戴就可见一斑。
孟子曰：“知人论世”。我国史坛的人物研究颇多， “论世”亦复不少， “知人”却未必先行，这也许同“知人”不易有关，最终还影响“论世”。梁启超毕竟是以燃烧的激情、飞翔的思想、超群的才智与充沛的精力谱写人生衷曲的梁启超，如何尽可能走近智者的内心世界，也许才是“知人”之关键所在。如今国人对他谈论颇多， 定论与争议亦复不少， 知之却未必深得其三味， 还远非无话可说的时候。
参考文献
[1]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A].李世涛.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激荡[C].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2]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
[3]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范文第3篇
觉世与传世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影响，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作为著名的政治家，公车上书、、立宪运动、辛亥革命、护国运动这些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中，都有他活跃的身影。袁世凯称帝前，他拒收袁氏十万现银，写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的大文章，廓清民众视听，从根本上瓦解了复辟帝制的舆论基础。袁世凯称帝后，他与蔡锷将军组织倒袁护国军，保卫了辛亥革命的成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又是他力主段祺瑞政府参战，中国从此进入了现代国际体系。
梁启超又是著名的政论家，他所创办的《时务报》（1896）、《清议报》（1898）、《新民丛报》（1902），是清末破旧立新的重镇，他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的时论，振聋发聩、惊世骇俗，所言皆“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既“大放厥词”，又别开生面。这些笔锋常带感情、笔端似有魔力的报章文字，时人称之为“新文体”，是“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百数十万人争诵之。胡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等近代中国的很多名人、伟人，都曾受到他的影响。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说，当时梁启超很明白地提出一个革命的口号“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激励了无数年轻人勇往直前：“我们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时代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受梁启超《新民丛报》的影响，1918年，青年成立进步学生社团“新民学会”，今天韶山纪念馆还藏有批注过的部分《新民丛报》；
青年还曾用过“子任”这一笔名，显然也是效仿梁启超之号“任公”。
梁启超还是杰出的学者，在史学、佛学、文学等研究领域成绩斐然。他的《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既是中国现代学术种子般的开创性著作，如胡适所言的“第一次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同时在百年之后的回顾与审视中，也不失为内容丰富、极具前瞻性的“预流”之作。不过，学者形象的梁启超，在后世引发的争议最多，说他“浅尝辄止”是最常见的批评。也许，梁漱溟的看法最为公允，他说：“任公的特异之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绵力久远……总论任公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
梁漱溟的这段评论，非常重要，包括了后人研究梁启超的两个关键词：“觉世”与“传世”。做学问的目的，究竟是为了学以致用、为天下解难？还是固守书斋，不以政治或其他功利考虑为目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不仅后人用“觉世”与“传世”二词来评述梁启超，梁启超终其一生，实际上也在这二者之间依违彷徨。失败后，他曾做《自励》诗称“十年之后当思我”；
而在全面现代化、后现代化的今日中国，已有学者以“百年之后当思我”为题，追念梁启超的一生成就。也许，无论为人为学，本来就会永远徘徊于觉世与传世的十字路口？
无论如何，从“任公”、“饮冰室主人”这两个最著名的字号中，或可窥见梁启超最根本的性情气质。“任公”中的“任”字，出自战国时期的平民侠士团体墨家，《墨子》称：“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饮冰室主人”，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时以此自号，语出《庄子》：“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当时，受命出使齐国的叶公子高担心完不成使命而忧心忡忡，孔子劝告他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喜怒不系于心，便可臻至道德的最高境界。事实上，梁启超一辈子都没能做到喜怒不系于心，他是一个有血性的热肠人，一个永远生动活泼的少年人。
“十二分热烈”的情感
梁启超学问之不能深入，梁漱溟认为与他情感“泛滥浮动”、不能专一大有关系。但既有真学问、又有真性情的名人，访之当世、求之往昔，又能有几人呢？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范文第4篇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学习细节描写及侧面烘托的人物写作方法。
2.培养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过程中获得新知，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感知大师的人格魅力，陶冶高尚情操和爱国的情怀。
教学重难点：
重点：理解《箜篌引》、《桃花扇》、杜甫诗中体现出来的梁任公先生的爱国思想。
难点：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的梁任公先生怎样实现救国理想。
教学过程：
一、印象梁启超
导入：在你们心目中，梁启超是个什么样的人。
凭借学生对以往知识的掌握，大体可以得出他是维新运动领导人，政治家等结论。
教师打出梁启超的个人档案
中文名：梁启超
别名：字卓如，号别公，饮冰子，衰时客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广州新会
生卒年：1873.2.23-1929.1.19
所属年代：清朝末年，民国初年
职业：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
思想核心：爱国，救国
业绩：政治，学术
教师总结：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九位子女中，有三个院士六个专家。院士是国家所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一般来说，一个中小城市有一个都是骄傲了，可梁启超家居然有三位院士，他的家庭教育竟能如此成功。今天，我们要通过这篇课文来感受梁启超磅礴的人格魅力。
课下给同学们发导学提纲，里面的重点字词都标清了，高中学生应该而且能够独立完成。
二、走近梁启超
1.教师发问：梁任公先生在哪演讲的？讲了几次？有关演讲的内容集中在哪些段落？
学生明确。
2.本文是借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来怀念梁任公先生的，但并非写了演讲的全过程，他选取了哪些方面？
多媒体显示：
演讲稿
出场
开场白
讲课内容
背诵方式
兴致所至的表演
交代演讲效果
给学生问题：选取你最感兴趣的片段分析梁任公先生的性格特征，然后用“这是一个_______的梁启超。”总结出来。要从原文中找出相关的语句说明你的结论，用《焦点访谈》的话说就是：用事实说话！
多媒体显示鉴赏人物性格的方法：一正面刻画人物，主要包括语言描写、动作描写、神情描写、心理描写等；
二侧面描写人物，主要包括别人评价、他人衬托、环境烘托等。
有的学生从演讲稿“他的讲演是预先写好的，整整齐齐地……”得出这是一个认真仔细的梁启超。
有的学生从人物出场“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得出这是一个自信、睿智、潇洒的梁启超。
有的同学从开场白“梁启超没有什么学问——”“可是也有一点喽！”得出这是一个幽默、自信的梁启超。
……
教师总结：自信、睿智、率真、至情至性这些都是作为学者梁启超的性情，其实在作为一个学者的背后还有一个我们非常了解非常熟悉的另一个任公先生，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三、走进梁启超
1.教师引导学生思考仅仅凭借个性独特，风神潇洒，自信率真的演讲可能会让人一时难以忘怀，可要想让人几十年不忘，并且使不少人从此对中国文化发生强烈的爱好是不可能的，除非里面有更让人感动的东西。我们来看梁任公先生在这次演讲中讲了哪些内容。
学生找出主要讲了《箜篌引》、《桃花扇》、杜甫诗。
2.学生齐读《箜篌引》，教师发问这首诗只有简单的四句话，为何作者二十年后仍让人难以忘怀？
学生回答梁任公先生文采出众、表达到位。教师补充相关知识：公无渡河，（劝你不要渡河，）公竟渡河。（你还是去渡河。）渡河而死，（落入河中淹死了，）其奈公何。（让我拿你怎么办啊?）
这是汉乐府中最短的诗了，和最长的《孔雀东南飞》一样，同是写夫妇殉情之作。据《古今注》中说，朝鲜津卒霍里子高一天早起撑船，见一个“白发狂夫”，不顾危险，横渡急流。他的妻子追来阻挡不及，夫坠河而死，妻弹着箜篌唱出这几句哀歌后，亦投河自尽。子高的妻子丽玉听说这件事后，有感而发，创作出“箜篌引”这个曲子。
刚才同学们已经读了《箜篌引》知道了这是一个悲剧，“公无渡河”就是劝解的话，渡河就是死亡，所有的人，甚至渡河者自己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公无渡河”是质疑，既然一切的理由皆知渡河的危险，为什么还是要去渡河？到底是什么超越了死亡的力量。令人毅然前行？究竟是什么东西能够驱使一个人用生命去追求？对理想，对信念的执着。
所以能让作者听过演讲二十年后仍难以忘怀不仅仅是因为梁任公先生自身的才华，先生肯定从中包含了深刻的情感。《箜篌引》是一个悲剧，但让人难忘的是它不只是一个遥远的悲剧，这种直面死亡的勇气让他想到了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本可以逃离，但他选择了直面死亡。“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还有一首题在监狱墙壁上的绝命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其实，任公何尝不是这样的人，即使经受了维新变法失败的惨痛打击，仍不畏惧退缩，一直为随后的反对袁世凯筹划了云南起义等，为报国的理想努力着。这首诗也反映了梁任公先生内心执着的坚持与理想。
先生如此之悲，正因为先生的一腔爱国情怀。死是执着，难道活着就不是执着地坚持理想吗？
3.教师发问：先生讲到《桃花扇》中“高皇帝，在九天，不管……”这一段时悲从中来，痛哭流涕不能自已。为什么会这样？他从明朝最后一个励精图治的崇祯想到了什么人？什么事？
学生一下就说出了光绪帝。光绪也是位很想有作为的皇帝，17岁亲政，但实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面对甲午战争的屈辱，他深知非变法不能立国。决心变法图强，1898年6月，下诏变法维新。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禁，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力图振作的愿望始终无法实现，任公悲的是自己曾经追随的皇帝，悲的是国家的衰落，他的悲在于一腔爱国努力付之东流。
教师总结：千古文人之心同出一辙，可知先生一片至情至性，皆是忧国忧民的情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4.在讲杜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先生于涕泗交流中张口大笑了。他为什么笑了？
学生回答因为他从杜甫诗里看到了国家重归统一而极度喜悦的心情。
本诗是任公生平第一快事，全诗情感奔放，痛快淋漓地抒发了梁任公先生无限喜悦的心情。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最为动荡、混乱的年代，当时的中国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先生就生活在这样的年代，国家动荡让他涕泗交流，战乱平定、国家安定又让他张口大笑。他和杜甫一样是忧国忧民的，先生希望国家安定、富强。从他的哭和笑中，我们可以看出梁任公先生对国家的赤诚。
5.学生概括这是一个________的梁启超。
心怀天下
忧国忧民
赤子之心
……
这正是文中最后一段“有热心肠的学者”的具体体现，正是先生的这一片热忱的爱国情怀感动了莘莘学子，这也许才是我们所熟悉的梁启超先生。
6.教师引导学生继续思考，文章开头说：“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多媒体展示：民国十年，他应天津南开大学之聘，在该校主讲中国文化史。这年十月以后，又应京津各学校的邀请，曾作公开讲演七次。
民国十一年四月起，梁氏应各学校和团体的邀请，曾作学术讲演二十余次。
民国十二年七月主讲南开大学暑期学校；
九月起在清华学校讲学。
民国十三年春，他在南开讲学。
民国十四年九月初担任清华研究院导师；
这年就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民国十五年，梁氏就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同时仍在清华讲学，并忙于三馆馆务和学术讲演。
民国十六年，梁氏就任司法储才馆馆长，并担任人生哲学一课。
梁任公先生是不是就钻进了纸堆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呢？作为公认的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为什么退出政治舞台而甘心做一名学者四处演讲呢？
学生讨论，教师启发。鲁迅先生为什么弃医从文？对，他认为学医只能拯救人的肉体，而文字能够拯救人的灵魂，他要去唤醒国民的灵魂。梁任公先生又何尝不是呢？
多媒体展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
学生在学校时，今其研究一切社会应用之事，则学校愈多，国家愈进步；
……总之，学校与社会万不可分离：在学校时，于社会应有之知识研究有素，毕业后断不患无人用之；
在学校养成一种活动之能力，将来在社会上可以不必求人，亦足自立。
-------梁启超
学生思考，得出他是在寻求新的方式爱国救国，他要做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要做撑起火炬的领路人，他和后来的闻一多、李公仆、老舍、鲁迅一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教师总结：在他的影响下，他的长子梁思成，著名的建筑学家，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为保护中国的古城墙，古建筑而奔走呼号，拼尽一生的精力。
他的次子梁思泳，著名的考古学家，用科学的方法主持挖掘殷墟的考古工作，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光辉灿烂的文明。
他的五子梁思礼，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而他的学生梁实秋在他的影响下也成了一名作家、学者、北京大学的教授，事隔多年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次让人终身难忘的演讲。
如今看了梁实秋的文章，不知又会有多少人对于中国文学及梁任公先生，产生强烈的爱好！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范文第5篇
关键词：梁启超；
译介；
以译举政；
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6?0264?05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不仅是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他所译介的西方书籍，涵盖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说、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一些以政治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他的翻译尽管称不上繁多，可事实上，“他曾为中国翻译史上第一个文学翻译高潮的到来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1]。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翻译舞台上，一直活跃着他的身影。“尽管他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翻译作品多为世人所垢病，但无可否认的是他的翻译作品却曾风靡一时，开风气之先，影响了整整一代人”[2]（7）。
观察梁启超的翻译人生，我们可以清楚地体察到他把翻译事业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价值取向。他的翻译活动决不随意跟风，而“总是紧密地围绕他的政治活动，并为其服务，自始至终贯穿着他的爱国之心和‘经世致用’‘开启民智’的思想”[3]，总是潜藏着他的报国救国的政治抱负和远大理想。以著译宣传为己任的梁启超凭借翻译这个犀利的武器，通过对西方政治思想、科学文化等方面的译介和亲躬的文学翻译实践，尤其是政治小说的翻译实践，鲜明地体现出他“以译举政”的译介行为价值取向。即便有些书籍他不能亲自动手翻译，但也都归于他所倡导翻译的书籍著作之列，如君史、民史等的西方各国的史书，各国的蓝皮书、农书、矿书、工艺书、名理学、物理、化学、数学等，因为他认为这些书对于中国开启民智来说，都是急需的[4]。有学者指出梁启超的翻译实践是觉世的[5]，如若我们走进历史的语境，仔细
审察梁启超的觉世的翻译实践①，以及多为世人所垢病的翻译作品，更能够让今天的人们充分地认识到他的译者行为的社会价值、影响与意义，揭示出他的“翻译救国”的政治用心。
一、译介西方学术思想的主旨：
开启民智，服务于政治改良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维新救国改良运动的表率人物。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梁启超一直在为危亡中的中国的国家命运“运筹帷幄”。无论是1898年前激越昂扬的梁启超，还是变法失败后落魄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他都关注到了西方学说在实现自己国家救亡道路上的重要作用。擅长思想宣传与政治鼓吹的他一旦发现了这块美妙的西方文化蛋糕，自当不会放弃。尤其是在他逃亡日本之后，在当时日本这个能够充分吮吸世界文明的窗口，更加感兴趣于对欧美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流派的传播，期冀通过这种途径，“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6]。他前后不遗余力地译介了达尔文、亚当・斯密、笛卡尔、孟德斯鸠等五十余位世界上有影响的欧美、日本资产阶级思想家、哲学家、文化学家等的学说及思想。
仔细深察他译介的这五十余位世界文化名人，可以发现他们并不是他随即安排，而都是经过精心筛选过滤的。其筛选过滤的标准当然是这些哲学家、思想
家、文化学家的学说及思想能够服务于他的益智启蒙、政治革新的需要，适应于改变中国落后的政治、摆脱百姓愚昧思想的需要。他这“以译举政”的译介价值取向，深藏着他的翻译救国的政治动机。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严复曾把敏锐的启蒙目光投向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著作，翻译了达尔文、亚当・斯密等的社会、经济学说，梁启超也以同样的思想触觉触摸到了他们的学说之于近代中国的启迪意义。
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虽然早在1861年至1894年的洋务运动时期，已有学人进行了介绍，1896年严复通过翻译的《天演论》也给予了进一步的深化，但是梁启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一般的蜻蜓点水式地介绍了达尔文以及他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学说，而是在于他充分领略到了进化论的精 髓――“盖生存竞争，天下之公理也；
既竞争则优者必胜，劣者必败”[7]之后，把这一生物界的生存法则在向人类社会推衍的过程中，“融会贯通，较广泛而准确地运用达尔文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各种社会问题，写下了一系列的论著”[8]（19），比如，他巧妙地写下了《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等著作，对西方进化论学说进行宣扬，使之最终服务于自己的启蒙国民、改良中国的政治目的。也正是出于同样的政治目的，被尊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也得到了他的青睐，他十分欣赏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学说《原富》的思想理论，并把它的重要地位与美国的《独立宣言》相提并论。然而，“梁启超对《原富》在中国的不普及深入深表遗憾，认为这是中国民智低下的一大原因。正是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梁启超才大力介绍亚当・斯密的思想理论，其现实针对性极其鲜明”[8]（19）。
我们都知道，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鼓吹者，然而极力倡导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也不无诙谐地进入了他的译介视野。他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译介，乃至“成为迄今所知最早译介马克思学说的第一个中国人”[8]（20）。纵览梁启超一生的政治思想，无论是他参与公车上书，力挺维新变法，还是在日期间与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分合，抑或是后来对袁世凯的态度所经历的“仇袁”“和袁”与“倒袁”三个阶段，都可看出如李华兴和吴嘉勋所认为的“梁启超是变中自有不变在，总其一生……他的爱国之心未尝变”[9]。尽管他的爱国思想浸透了他的整个人生，但他从来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身份而转向信仰社会主义。他对马克思的译介行为似乎让人感到费解，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并不真正懂得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他无非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为其所用”[8]（20）。这其中的“需要”，显然是服务于他的启民益智、改良中国的政治目的的需要。他对马克思学说的译介，尽管无心于社会主义信仰的追随，而在于精神外壳的挪用，却饱藏着他的爱国之心，洋溢着“以译举政”的思想。
在流亡日本后的岁月里，梁启超蛰居室中，反思着政治变革失败的教训，徜徉在各种西学思潮的海洋里，怀揣救国之心，潜心著译。他撰写了《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大家孟德斯鸿之学说》《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等一系列译介文章，广泛地绍介了培根的经验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笛卡儿派的推理哲学、卢梭的自然主义、罗兰夫人的革命事迹以及平等自由等新思潮，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他对近代西方思想家和学说的译介，尤其是欧洲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各种理论流派、代表人物及其学说的译介所深藏的爱国思想获得了充分的肯定与高度评价。晚清杰出爱国诗人、政治家、外交家黄遵宪在《致新民师函丈书》中评价他说：“本爱国之心，绞爱国之脑，滴爱国之泪，撒爱国之血，掉爱国之舌，举西东文明大国国权民权之说，输入于中国，以为新民倡，以为中国光”[10]。这高度赞扬的背后，所肯定的正是他“以译举政”的译介行为价值取向。
二、译介西方文学作品的要趣：
表达政见，实现新民救国
把翻译当作吸纳世界文明之桥为我所用的梁启超对有益于本土的外域文化资源的观察力是独到的、敏锐的，他不光相中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魅力，而大力加以译介引进，同时还看中了西方文学这块宝藏，尤其是政治小说的“不可思议之力”[11]。“他主张借助翻译域外文学改造国民思想，塑造国民灵 魂”[12]，坚持亲躬翻译实践，具体翻译了日本小说――东海散士的《佳人奇遇》；
还从日文转译了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十五小豪杰》和佛琳玛利安（C. Flammarion）的《世界末日记》等一些欧美国家的文学作品。他的翻译作品虽不算多，但却篇篇都能击中要害――开启民智、新民救国，实现翻译上以译报国的目标与政治上新民启蒙目标的水融，有力地彰显了他的“以译举政”的翻译价值观取向。
梁启超1898年流亡日本后，政治活动暂时中断，“失去了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其改良主义理想的机会和权力”[13]（106），但却“使梁有充裕的时间发挥他的思想才华……可以自由地表达他的思想”[13]（106）。可以说，他的确象张灏所说的那样，“有充裕的时间发挥他的思想才华”。他痛定思痛，从变革失败的失意和革命同伴为国流血牺牲的伤感中振作起来，改变了策略，积极开展起新民救国的启蒙工作，没有虚度流亡的光阴。他接触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学说，译介他们的思想，还充分思考了如何适应不同于流亡前如火如荼地开展激进变革的形势的变化，更加卓有成效地开展启蒙救亡工作，以便积蓄力量，最终实现救国的政治目标，于是他相中了小说这个文学启蒙的话语资源。他认为，维新变法之所以没有成功，根本原因不在于腐败势力的强大，而在于国人的思想觉悟不高。所以，意欲救国则必须首开民智，而启迪民智最便捷、最有用的途径莫过于小说。他看到了“于日本维新之运大有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14]（88）。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在日本当时已经过时，被写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取而代之的政治小说却是他众里挑一的对象。揭开谜底，原因在于政治小说文体的作者“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14]（88）。是故，他从启迪民智和政治需要为出发点，选择翻译日本的政治小说。无疑，“梁氏的这一选择，正适应了当时国内启蒙教育的需要”[15]。
“政治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一直处在一个较低的位置”[16]，它是明治十年至二十年之间为了宣传政治思想而一度出现的小说，到了20世纪初期已经是昔日黄花。然而，梁启超“作为20世纪最初10年里最有声望的作家”[13]（101），却对之倍加赞赏。这种有悖常理的现象当然不是因为他缺乏应有的鉴别能力，相反正是因为他坚信“政治小说的作者在写政治小说的过程中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向世人阐述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16]。他撰写政治小说，翻译政治小说，也呼吁有志之士撰写和翻译政治小说，就是期冀借助这种更有鼓动性的文学文体形式，释放出更强大的宣传力量，构筑起新民救国的话语营垒。他翻译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十五小豪杰》和《世界末日记》无非就是想匠心独运地借用这种文字工具传达政见，致力于启迪民智，针贬时弊，革风易俗，刷新政治。他的“以译举政”的翻译价值观取向在他构建的翻译文学启蒙语词的营垒中彰显得淋漓尽致。
《佳人奇遇》是日本明治时期作家柴四郎（1852―1922）创作的长达 8编 16卷的长篇政治小说，在日本明治十八年至三十年间，十分畅销，“总计发行了数十万部”[16]。1898年9月25日，梁启超乘日本军舰大岛号在因维新变法失败逃亡日本的途中，“一日本友人见他心绪不佳，送给他一本《佳人奇遇》”[17]。这部政治小说表达了作者反对国内专制统治的思想，也抒发了作者希望取得民族独立和国家繁荣富强的强烈愿望。“他在船上只是大体翻了翻，原为解闷，但从这似懂非懂的日文中，他看出了这部小说的政治内 容”[8]（21）。“原作的主题当然符合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培养现代国民意识，克服国民之‘奴性’”[18]。所以，学习了日文以后，他便开始翻译这部小说，“凡是原作中攻击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国民吸食鸦片等批判中国国民性的激烈言辞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18]，并把译文刊载在《清议报》上，希冀能奏启民益智之效。他在《清议报全编》卷首的《本编之十大特色》中道明了初衷：“本编附有政治小说两大部（指《佳人奇遇》与《经国美谈》，引者注），以稗官之体，写爱国之思。二书皆为文界中独步之作，吾中国向所未有也，令人一读，不忍释手，而希贤爱国之念自油然而生，为他书所莫能及者三”[19]。很明显，他翻译《佳人奇遇》，就是期望它能对中国国人产生效用，引起“希贤爱国之念”，提高政治思想觉悟。
梁启超勾画了新民救国的蓝图，提出造就“新民”，构建新的国民素质或曰国民性。1901年，他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指出国家贫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国人的集体性人格缺欠，国人的这种人格缺欠具体表现为奴性、愚昧、虚伪、为我、怯懦等多种因素。新民启蒙的任务就是要将人格上有根本缺欠的“国人”，改造成现代意义上的“国民”。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 Adrift in the Pacific：
Two Years Holiday（《两年假期》）所宣扬的十五个小少年与大自然搏斗的冒险精神刚好满足了他的改造国民性的心愿，能够克服近代中国国民性中“怯懦无动”的缺点。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把这部小说翻译了过来，改名为《十五小豪杰》②。针对国人的人格缺欠，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中曾强调要树立“冒险性”、“忍耐性”和“别样性”三种品格，尤其是富有冒险性的进取精神，并指出“欧洲民族，所以强于中国者，原因非一，而其富于进取冒险之精神，殆其尤要者也”[14]（90）。《十五小豪杰》这样一部冒险题材的小说偏偏能够进入他的视域，正是因为这是一部宣扬进取冒险精神的欧洲小说，在于“吸彼欧美之灵魂，淬中国民之心志”[20]。也即是说，“主要是出于其改造国民性的需要”[2]（22）。
白葭在《十五小豪杰・序》中曾言：“读是书者，须知是书之旨趣何在，灵魂何存。曰：有独立之性质，有冒险之精神，而又有自制之能力也。不独立则不能生存，不冒险则不能进取，能独立进取而不能自治，则无意之举动，不规则之竞争，亦必终归于失败而已”。独立、冒险与自治，“是三者，皆中国民之缺点也”[21]。梁启超的《十五小豪杰》译文“吸取西方思想中的民主精华，来培养、铸造中国青少年的新国民品 格”[8]（22?23）正好填充了当时国民人格的缺失，“希望激发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热爱科学、向往探险的热情；
培养人们自由和独立的精神”[2]（22）。梁启超的翻译在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译本出版后，几经重印，到 1930年时，世界书局已经发行了 5 版。此书先后还出现过远生、施落英和章士佼的译本，“但诸种译本不仅都深受梁译的影响，而且事实上也未能真正取代它”[22]。
“梁启超经历了维新变法的失败后，认识到翻译乃文化之利剑，于是他便转向文学，以翻译西方的小说，引进西方的启蒙思想来抨击朝政，批判现实，从而达到国民素质的改造，最终达到其政治改革的目 的”[5]。除了《佳人奇遇》和《十五小豪杰》这两部突出性的代表性译作，梁启超还翻译了佛林玛利安所著的《世界末日记》和“法国前驻俄公使某君所 著”[23]的《俄皇宫中之人鬼》两部短篇小说，在创作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插入了英国诗人拜伦的长诗《唐璜》中的诗中诗――《哀希腊》③的译文，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游历过欧洲的经验视野以及他的知识结构，让他在祖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和苦苦挣扎的民众面前，敏锐地触觉到西方小说和诗歌的政治与思想价值，尤其是拜伦诗歌的革命号召力”[12]。《世界末日记》蕴含了从旧传统向新社会蜕变的历史规律，《俄皇宫中之人鬼》影射了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黑暗，拜伦的《哀希腊》对于黑暗的近代中国更是蕴藏了庞大的政治鼓动力。梁启超“发现了《哀希腊》在民族救亡中的文化潜能，使其几乎成为国人争取民族独立的号角”[24]，他对拜伦的翻译主要不是出于文学因素的考量，而是借拜伦的《哀希腊》“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25]。梁启超翻译这些文学作品都切合了政治时局的需求，十分符合他的“开启民智”的新民思想的需要，充分彰显了他的“以译举政”的翻译价值观。
三、结语
综观梁启超的译介生涯可以看出，无论是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绍介，还是对小说等文学作品的翻译，都浸染了他的爱国之心和政治热情。梁启超集政治家、文学家、翻译家和学者的名号于一身，但其主要身份还是政治家。他的翻译家身份应该说是依附于他的政治家头衔的。“近代以来，外患日剧，整个社会面临着险恶的国际局势”[26]，梁启超以政治家的眼光，站在国家民族命运的高度“俯视”翻译，把翻译定格为救亡图存的器具，确立翻译行为的合理性。所以，他的译介思想主要倚重的是外国文学文化资源的启蒙教化作用，把译作主要是当作其促进社会变革的手段。在他那里，翻译的政治工具功能被充分挖掘，有效地肩负起了民众启蒙的责任。“他的实际行动告诉后人，他的翻译一直是在‘翻译为政治服务’的指导下进行的”[3]，他的一切翻译活动都是在“翻译为政治服务”的框架内，固守“翻译救国”理念的“以译举政”的价值观表征。
注释：
① 梁启超的译介活动主要发生在1894年至1903年之间。1918年以后，他主要是开展佛经翻译研究，并未从事具体翻译实践，故本文不纳入讨论。
② 梁启超所译的《十五小豪杰》是根据日本森田思轩从英文译本翻译过来的日译本《十五少年》加以转译的。该小说的原著为法国儒勒・凡尔纳的Deux Ans de Vacances（1888），梁启超翻译了前九回，发表于《新民丛报》第 2至13 号；
后九回由罗普续译，发表于《新民丛报》第 14 至 24 号。
③ 梁启超节译了拜伦《唐磺》诗中第三章的一、三两节，命名为《端志安》，嵌入其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1902年）之中。在晚清时期，又有后译者马君武和苏曼殊全译了这十六节诗，译诗分别取名为《哀希腊歌》和《哀希腊》。这里统称为《哀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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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iang Qichao’s Value Orientation in His Translation
LI Jing1， 2， TU Guoyuan1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2，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ees Liang Qichao as a thinker， a statesman， and a translator as well. The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Liang Qichao’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exposes that his translation of western academic thought and doctrines is designed to enlighten modern Chinese people so as to serve the political reform and his translation of western literature is aimed to express political views in order to achieve national salvation. To conclude， Liang Qichao’s translation behaviors clearly exhibit his value orientation――“taking translation as a tool to realize political objectives”.
Key Words：
Liang Qichao；
translation；
taking translation as a tool to realize political objectives；
value orientation
收稿日期：2013?06?17；
修回日期：2013?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