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文化【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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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化范文第1篇质化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是同量化研究(quantitativerseearch)相对的一类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近年来引起了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广泛关注。质化研究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精神文化【五篇】,供大家参考。

精神文化【五篇】

精神文化范文第1篇

质化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是同量化研究(quantitativerseearch)相对的一类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近年来引起了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广泛关注。质化研究的兴起不是某一学科内的事情,而是具有跨学科性质的广泛而深厚的人文思想背景。质化研究的概念有不同的称谓,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将它译为“质的研究”、“质化研究”“质性研究”。陈向明全面概括了质化研究的特点“在自然环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与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的研究;
分析方式以归纳法为主,在当时当地收集第一手资料,从当事人的视角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建立假设和理论,通过证伪法和相关检验等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检验;
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其个人背景以及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必须加以考虑;
研究过程是研究结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必须详细加以记载和报道”。

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文精神源于人道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是针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黑暗统治而兴起的。人道主义以人本主义对抗神本主义.以人权对抗神权,以人性对抗神性,以个性解放对抗禁欲主义,以科学理性对抗蒙昧主义,人道主义力图从封建主义、宗教神学的压迫中解放人、恢复人的尊严、肯定人的价值。人道主义的本质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进入20世纪以后人文精神有了新的发展并赋以新的内涵。西方启蒙运动使人的主体地位得以提高,使人的理性力量与创造力得以张扬,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人对自然界的征服获得了极大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资源、气候等人与自然关系的日趋恶化,也带来了国家间的战争、民族冲突、阶级矛盾等一系列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带来了人精神领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物欲横流、精神迷失、人情淡漠、行为失范等一系列精神困惑。当代人文精神的主旨是重新确立人的本性,消除人的异化,重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以获得精神的丰满、生活的希望、生存的价值、生命的意义。

2质化研究人文精神的主要特征

方法论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旨在为以人为本的科学研究提供内在思想依据。方法论的人文精神反对盲目崇尚自然科学,把自然科学推至上帝的宝座加以神圣化,造与科技的对立。人文精神反对实证主义的原子论,将人文世界、完整的人格分割成碎片,人文精神倡导的是整体主义(holism)的研究取向,这在质化研究中表现为自然主义的研究态度和整体主义的研究策略,以反映人类心理行为与文化的完整性、本源性,保持人文世界的原貌。人文精神反对崇尚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研究范式,而倡导心理主义(mentalism)的主观研究范式,重视直接体验、现象描述.重视理解、体悟和现象的意义,反对物理主义的机械还原论和生物主义的生物还原论。质化研究的特点体现了这种心理主义的研究范式,这表现在质化研究主位研究的独特视角、主体间互动的研究立场、详尽描述的表现手段和重视问题研究的意义性、文化性。具体来说,质化研究的人文精神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日常生活的自然主义研究态度对“自然主义”(naturalism)人们有不同的理解,在科学主义盛行时代,它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将自然科学的模型运用于社会现实研究的一种信念和趣好。然而在本世纪6O年代社会学者马特查(D.Matza)对自然主义作了新的解释,他认为自然主义的应有涵义却是在社会科学中反对对自然科学模型的认同,它是一种研究者直接面对真实社会现实的哲学态度和方法论信念。

在量化研究中研究者总是倾向于对被研究者施加影响,特别是对于量化的实验研究,研究者要精心设计一个人造的实验情境,在实验过程中系统地操纵变量的变化,以便精确地发现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一般来说其内外部信度都会很高,但效度由于受到研究者的人为“污染”而大为降低,因为这样的研究同实际自然的情况相差甚远,是对人的原本特性的人为扭曲。质化研究的自然主义态度正是针对上述问题而提出来的。为了克服研究者的人为污染,质化研究者通常是在不引人注目(unobtrusive)的情况下进入研究现场,不控制任何变量,也不从外部强加任何结构于研究情境和被研究者身上,因而方法论者将这种自然情境中的研究称为现场研究(fieldresearch,文化人类学称为田野研究)。这种自然主义态度的研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研究者不施“暴政”于研究现场和研究过程,即不将已有的理论框架、概念范畴、测量手段强加于研究过程,研究者只是作为一个观察者、学习者、访问者来获得有关资料,并对这些资料以“现实故事”、“坦白故事”的方式自然呈现,由读者自行作出体悟和判断。二是研究责任的情境性,它要求所有的资料都必须在收集资料的当下情境中得以解释,质化研究者并不关心研究结果的概括性和可推广性,质化研究的研究责任是准确、详尽而又充分地描述研究的情境和情境中的现象。这种自然主义的研究态度使人的生活世界、生存方式、生存价值得到自然的显现。

(2)整体主义的研究策略质化研究反对元素主义的分析研究,认为元素不能决定整体,而是相反,元素是由整体的内在条件所决定,部分的过程是由整体的内在性所决定。在质化研究者看来,世界是一个不可感知的相互联系的整体,是整体现实地组织成有意义的单元,因而我们在分析单元时需要探明的是单元的整体组织构造,事物的特性总是在各部分构成整体时突现出来。从研究设计来看,质化研究的问题陈述都是整体性的,它不同于量化研究的因果陈述、相关陈述;
质化研究的假设也不是预设的假设,而是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从资料的收集、分析来看,质化研究者关注整体情况中资料的广泛收集,并以整体组织分析资料,形成整体的分析框架,而不将注意力分散在资料的细枝末节上,认为对个别资料细节的理解须以对资料整体意义的理解为前提,这就是资料的整体分析原则;
从质化研究的表达来看,质化研究报告重视生活故事的情境化、情节化的描述,这都体现了其整体性的描述原则。质化研究这种整体主义的研究策略有利于揭示人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文化的完整性,呈现丰满的人性生活。

(3)主位研究的独特视角“主位(emic)与“客位”(etic)的概念最早由语言学家派克(R.Pike)提出,它们分别来自语言学的两个分支学科音位学(phonemics)和语音学(phonetics)。由于音位学研究单一文化语言系统中的特有发音,语音学研究所有语言中一般的、普遍性的发音,受此启发文化学者提出了“文化主位”与“文化客位”的概念。所谓“文化主位”是指研究者从单一文化内成员的行为及其意义进行解释,“文化客位”则是指从文化系统外部对泛文化现象(或称普遍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方法论意义上的“客位研究”是指将研究对象看作是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的客观对象;
“主位研究”则是指在研究中将研究对象看作同研究者一样的能动的主体。质化的主位研究较量化的客位研究其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来看,主位研究中的研究者将研究对象看作同自己一样具有文化内涵的主体,它反对客位研究中研究者将研究对象看作独立于自身之外的研究客体。②从研究方式来看,主位研究力图从被研究者的视角来看面对的现象意味着什么,尽力避免研究者对被研究的现象形成先入之见,使自己对被研究现象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它反对客位研究从研究者既有的理论和看法出发,从被研究的现象中去印证普遍的、规律性的东西。③从评价标准来看,主位研究不期望得出一个对其他文化也具有概括意义的结论,只承认有效的理论是来自于具体文化的有事实的理论;
并认为在社会研究中不存在超越文化的普遍意义的结论,客位研究那种相信普遍意义的理论可以在多文化的研究资料中进行统计概括是不切实际的。从上述特点可以看出,客位研究将被研究者作为客观对象物,主位研究则将被研究者看作同研究者同等意义的人。

精神文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
时代精神;
孟二冬精神;
大学文化;
文化战略意识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171-03

一、孟二冬精神、大学文化与文化战略意识

党的十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此前十七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战略和时代的高度,深刻论述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要性、紧迫性,成为新世纪新阶段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作为文化教育机构中肩负传承弘扬文化重任的高等院校,如何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大潮中更好发挥应有的作用,是高校各级管理部门和所有教职员工都应认真思考践行的问题。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自春秋战国以来被称为士(文士)即今天称为知识分子的群体,一直把文化与现实的问题当作不断探讨的重大命题。进入19世纪中后期,随着列强入侵和西学东渐,这一群体同时又深深焦虑着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联系问题;
至“五四”时期,更集中关注于传统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后两个问题从本质内涵上说又都可以纳入第一个问题的范畴。因此,文化与时代的关系,就成为每个重大变革时期知识群体必须深入研讨、执政者及主要决策者必须深入考量并妥善解决的重要问题。“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出于传统文化中负面因素的痛疾以及对其负面因素可能禁锢新时代意识的深忧,曾激进地主张彻底抛弃传统,以换取民族的觉醒与新生。同时,又援引西方文化的资源以作为建设新文化的推进器。尽管从“五四”运动到方今的21世纪,中国社会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思想的丰富复杂已远非当时可比,但是上述三个问题,尤其是传统文化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依然是思想文化界所必须严肃面对、深入研究,并切实提出对策方案的重要问题。宿州学院作为把孟二冬精神作为大学文化、大学精神的核心内容,成立孟二冬精神及传统文化研究所,正是紧跟党中央部署,立足于文化战略高度为学校教育工作的持久发展而作出的重要决策,是文化战略意识在学校教育规划与工作决策中的重要体现。遵循这一决策,宿州学院充分运用孟二冬精神在各项工作中的导向、规范、激励与凝聚功能,充分发挥孟二冬精神在教书育人工作中的熏陶品格、提升境界的作用,从而开辟了一条应用型高校建设大学文化的特色道路,使学校工作获得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成果,不断迈上新台阶。学校近年的发展,充分显示出孟二冬精神在建设大学文化、促进学校持续发展中的强大推进力。

孟二冬精神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的作用和魅力?这当然与孟二冬精神的核心内容有关。从哲学层面说,精神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本是物质运动的最高产物;
从社会学层面说:“精神”则常用以指代某个人物、事件或某种思潮所体现的先进价值体系与高尚道德观念,并用人物或事件、或思潮作为精神的定语以形成固定的词组结构,如雷锋精神、长征精神、狂飙突进精神等。其中以个人命名的精神,一般认为应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代表这种精神的人,其人格必须具有独特的魅力,其精神内涵必须具有普世价值;
其二、这种精神必须植根于其人所属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且体现出传统文化的精华成分与积极因素;
其三、这种精神必须与其人所处时代的先进文化同步,与时代的先进价值体系契合,即具有新时代先进文化与时代精神的本质内涵。孟二冬精神正因为具备了这些特征,所以能够成为学校各项工作的强大推进力。

二、孟二冬的人格魅力与孟二冬精神的普世价值

孟二冬“把自己有限的精力全部用来报效祖国和人民,在他身上,不仅体现了学识的魅力,而且体现了人格的魅力。”[1]在家人亲友师友同事心目中,孟二冬是个友善坦诚、高风低调的谦谦居子,同时又是个敬业乐群、坚毅清正的良师益友。他的精神人格,既不是体现于重大事件或紧要关头的瞬间爆发,也不是体现于血与火的严酷考验,而是在平实、平凡、平常的工作生活中,以其深厚的蕴涵和内在的激情温暖了他身边的每个人,从而形成了一种恬淡中充满热诚,平凡中潜铸伟大的高尚人格。对个人而言,这种人格是自然而然地潜蕴在其生平经历所形成的特定的家庭与社会环境中,具体展现在本人的工作过程与教学科研业绩中。但上述所有因素共同折射出的品德情操、价值观念乃至人生观、荣辱观,却足以作为全社会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人可资躬行的高标典型;
而对于绝大多数置身日常生活中的芸芸众生,则更具有感同身受的示范意义。因此,通过这种高尚人格展示的精神,不仅具有令人心向往之的魅力,而且对所有希望成就卓越、超越平凡的普通人,都提供了一种值得向往并足资躬行的成功人生的范例,具备了寻常理念中的惊天动地的英雄所不曾具有的普及型,这一特点和我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倡导至今的雷锋精神颇为相似,同样具有普遍的社会价值。

三、孟二冬精神与传统文化

孟二冬的专业是古代文化的教学、研究,但他在从事相关工作与事业的同时,又从举止言行各个方面,身体力行地实践乃至无声地示范着优秀传统文化。“他不仅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学习和研究中华文化,在三尺讲台上讲授和传承中华文化,而且以自己的模范行为诠释和躬行中华文化的骨髓。”[1]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基本精神是以人本主义为内核的文化精神,具体说有三个方面:“以人为本与天人合一、刚健有为与自强不息、中庸尚和与厚德载物。”[2]或按当代学者所说,把上述三方面细分为八个要点:“一是民为邦本,二是正道直行,三是自强不息,四是贵和持中,五是平均平等,六是求是务实,七是豁达乐观,八是以道制欲。”[3]孟二冬在工作、生活、待人接物中体现出的友善、坦诚、务实、进取、坚毅、宽厚等,都渗透着传统文化中的敦厚尚和、务实求是、厚德载物、豁达乐观等精华成分的基因,而孟二冬精神中对以道制欲、中庸之道、平均平等之类精华糟粕并存内容的扬弃,也和他对传统文化的精华予以躬行诠释的做法一样,对新世纪的中华民族实行文化的发展繁荣,同样有着广为示范的意义和深远启发的意义。

孟二冬的生命历程和精神境界,使人们联想到作家周涛曾的一段话:一个人在顺利得意辉煌时,能保持安之若素的低调、平和;
在遭遇重大变故时,能够既不像祥林嫂式逢人诉苦,也不是阿Q式的“老子此前阔过”[4],而是坚持不诉不悲,挺着腰杆继续做人。这种人身上,体现的其实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

中华民族是一个高文化阶层的民族。在文化视野中,人和人比的不是貌,而是“气”,即文化修养,精神气质。再美的貌也要“气”去支撑。没有底气的容貌,只能经得住看三眼,第四眼就索然无味了。而“气”,则是文明、品格、修养、学识、眼界、才能的综合。不断加强、丰富,自然愈老愈醇,伴随终生。同样,国与国比的也不仅是武力、财力,而是国民素质。素质普遍提高,弱可以变强,穷可以变富,这才是富国强兵的根本。孟二冬精神体现的是传统文化精髓,他的学识魅力和人格魅力,揭示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永不枯竭的生命底蕴,昭示的是中华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永恒价值。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曾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而在现阶段,更是新世纪社会发展、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进程中极其重要的精神力量。

四、孟二冬精神与时代精神

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结构,时代精神是改革创新为核心的现代主流精神。这种精神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共同形成人们在继承历史传统、参与社会实践、经历具体人生中,所习得、需遵守的思想观念和基本价值观念,而这观念价值,解决的是普罗大众的基本人生追求问题。

孟二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授、诠释、躬行、弘扬者,但正是在传授、躬行、弘扬传统文化的专业工作中,体现出他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精神。正如孟二冬的领导和同事所说:“在孟二冬身上,体现了传统道德文化与现代精神的完美结合。”[5]他的“文章不着一字空”,其精神内涵是指所有著述,都必须有科学真知,都必须是不蹈袭旧说之下开拓出的学术新境。他的博士论文《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从题目到内容,都贯穿着改革创新的立意。他论述韩孟诗派的论文,标题是借用李贺的诗句“笔补造化天无工”,既标明韩孟诗派在中唐诗坛的创作业绩和创新精神,也同时展示了他的“改革旧说,开拓学术,创新研究格局”的治学为文宗旨。这种融时代精神于本职工作之中的态度,体现的正是一种安于寂寞、淡泊名利,为社会发展而志存高远、勇于探索、不懈攀登、甘于奉献的时代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促使他秉持“守正而创新”的治学思想,通过探索学术真谛,以实现其“为人类文明立心,为民族灵魂立命,为传统文化传薪火,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学术智慧”的崇高立意和远大抱负,使他在生命和事业中,实现了学术研究和革新精神、传统文化的丰厚蕴涵和时代洪流的火热激情的完美结合。孟二冬这种将本职工作和时代精神高度契合的自觉意识,为各行各业的人们树立起在不同岗位上秉持时代精神、践行时代使命的人生座标。

五、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

孟二冬精神是传统文化精华的生动体现。最近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
“要讲清楚,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根据张岱年等先生总结,优秀的文化传统简言之应具有以下特征:(1)体现出民族精神的积极方面,反映中国文化健康的精神方向;
(2)能鼓舞人们前进;
(3)具有民族文化的认同功能;
(4)具有一以贯之的历史继承性和稳定性;
(5)是中华文化活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6]。孟二冬精神作为优秀文化传统蕴育出的时代精神,一旦得以弘扬,必将产生强烈持久的精神激励作用,鼓舞人们不断进取,培养出强健自信、自尊、自豪的文化心态,潜移默化地培育人们的爱国情怀和高尚的职业道德与荣辱观。

新时期的时代精神,其文化内涵是站在当代文明的前沿,从当代最先进文化的高度理解、转化文化传统,按照科学发展的观念,创造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代精神与优秀文化传统之间是互相包容、互相激励的,二者的关系应当是:时代精神必须继承、体现、发扬优秀文化传统,并用崭新的思想元素充实、转化之;
而优秀文化传统不能离开时代精神而发挥作用,必须在时代精神召唤下,自觉地参与新时代的火热生活,与时俱进,用新时代精神武装、改造、更新自身的内容和形式,逐步形成新的文化传统[7]。孟二冬精神具体体现是立足于本职工作,通过教书育人实践和学术成就就的不断创新,以践行其爱祖国、爱人民、献身于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宏伟事业的崇高使命。从这个角度说,孟二冬精神是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完美结合的结果,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用先进人物命名的代表某一方面社会道德高度的孟二冬精神,一旦形成社会群体共同学习的典范精神,就应当不再限于别作为社会个体的孟二冬本人所具有的的全部意识思维和心理状态。孟二冬“是教书育人的杰出楷模,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1]。从这个角度说,“孟二冬精神”虽然是以其名字命名,但应当理解为以他为代表的先进人物所共同体现的、足以作为社会楷模、可以引领人们的思想道德不断向更高境界提升的当代社会的先进精神。而作为时代社会的先进精神,一旦和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必然可以转化为推进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强大力量。宿州学院在创建优秀大学文化的战略规划中,坚持以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以提高育人质量为目标对师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从而形成宿州学院的良好学风校风,进而培育成具有特色的大学精神,使宿州学院优秀大学文化的建设提升到新的高度。这必然在全省乃至全国应用型本科高校中,发挥大学文化建设的良好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1〕桂和荣.不朽的师魂――孟二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田广林.中国传统文化概述[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70-79.

〔3〕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348-361.

〔4〕南帆.传统与时代精神[N].光明日报,2013-10-8(07).

〔5〕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品格[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15.

精神文化范文第3篇

当代文化理论一般把文化分为几个层面:其一是基本层,是社会人群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各种娱乐性技艺、兴趣、爱好等。它们和人的生活最为紧密,是人的生活乐趣的基本表现形式,具有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参与面广等特点。比如,各种文玩器物之把玩、三教九流之绝技、鸟兽鱼虫之饲养、琴棋书画之表演、劳动实践之创造等。其二是习俗层,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礼仪、禁忌、习俗、宗教等。其三是制度层,是国家、单位、机构、组织等为规范社会行为所制定的法律、规则、契约等。其四是精神层,是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体系。精神层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取向、精神皈依,也是一个国家、民族的价值取向和赖以存续的精神支柱。比如,国家推行的核心价值观理念,就是文化的精神层最集中的体现。精神层看不见、摸不着,其实它才是文化之精华,是文化运作的大脑与中枢。所谓政治信仰、民族精神、道德律令等,皆属于精神层面。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是精神层最为常见的载体。有人把文化分层形象地类比为一个“洋葱头”,最外的为基本层,处于核心位置为精神层。各个层面紧密联系,形成一个结构系统。没有外层文化的支撑,内层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缺少了精神文化的主脑引领,文化也就失去了精气神,成为无帅之兵。与之相适应,公安文化也是分层的。第一层是公安文化基本层,它虽然不像社会文化层那样包罗万象,但是具有公安文化特色。比如,警察图书馆、警察博物馆,警官俱乐部、各种类型的协会等。第二层为公安礼仪层。包括公安特有的文化礼仪、各种行为仪式等。第三层为制度层。有关人民警察的各种法律、法规、行为规范、条例、禁令等,都包括其中。第四层是精神层。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上的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体系。四个层面相互关联、渗透,形成公安文化分层运作的体系。当然,文化分层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其目的在于说明人类文化以什么方式存在,以何种功能作用于人群。尽管分层略显生硬,但基本表明了人类社会文化运作的方式,为我们研究文化基本功能、实施文化育警战略提供了基本的参照系。

二、公安文化育警现状分析

根据上述文化分层理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文化表现为多个层面。在此背景上,文化育警也不再是单个层面的实施,而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有浅层次的行为规范、兴趣、爱好的培养,也要有中层次的制度建设、绩效考核、奖惩机制管理,更需要高层次的精神文化哺育、心灵的升华。但在当前公安基层文化育警的实践中,还存在着不平衡现象,那就是实体化、浅层次、形而下、操作型、娱乐型文化研究多,高层次、形而上、审美性、精神性文化活动较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文化育警的认识不够全面,将文化育警等同于“表层文化悦警”、“文化产品享警”、“文化技艺惠警”层面,还没有上升到精神文化产品育警的高度。在当前公安文化育警的过程中,基层蕴含着巨大的热情与能量,成千上万的人民警察参与到公安基层文化建设伟大实践中。但公安基层领导比较偏爱“看得见、摸得着、可操作、见效快”的实体文化形态,将文化建设重点主要放在浅层次的实体文化建构方面。诸如警察图书馆、警察博物馆等知识文化形态;
警察茶社、棋社、沙龙等休闲文化形态;
音乐、绘画、书法、摄影等才艺文化形态;
警营文化月、文化周、开放日等仪式文化形态;
警官艺术团等社团组织文化形态;
地方特色警民联谊文化形态等。这些当然是有很大育警价值的公安文化形式,但是由于大多处于公安文化体系的表层结构,并不能很好地体现公安文化的精神特质。其结果是将文化育警过程湮没在大众文化建设的海洋里,实体文化过剩,精神文化缺失,导致实际文化活动与警察精神需求脱节现象发生,给许多警察留下“被文化”印象。不可否认,公安文化的繁荣要靠基层文化的繁荣来支撑,但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在抓大众实体文化的同时,更要重视高层次、审美性、精神性文化产品的建设,因为它是公安文化的“塔尖”。“塔基”和“塔尖”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崇高的文化理想和艺术追求创造具有公安“灵韵”的黄钟大吕之作,才是公安文化发展的“黄金塔尖”。基础层、特色层、精品层构成公安文化建设的基本结构层次,有了合理的结构体系,文化育警才能兼顾形而上和形而下,达到对人民警察娱形、悦心、培德、聚魂的作用。

三、高层精神文化在文化育警中的重要作用

文化育警不仅仅要让人民警察享受技艺、礼仪等实体文化,恪守、信服中层制度文化,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心灵开放层面上自由自觉地接受高层精神文化,成为高素质的人,而“非工具”的人和“单向度”的人。其原因在于:实体文化的娱形、悦心作用,可以使人民警察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舒缓疲劳,减轻压力,投入到更为紧张的工作之中;
制度文化,能使他们形成坚硬如铁的法律理性精神。但达到这样的层面依然不够,因为在当代文化理论看来,一个不知疲倦、拼命工作的个体,一个唯命是从的被动主体,一架冰冷的法律机器,并不能称之为高素质的人,因为他们可能是“工具”的人或“单向度”人,而不是马克思意义上“全面发展的人”。怎样才能避免培育对象成为“单向度”的人,答案显然是明确的。“单向度”的文化才是培育“单向度”的人的根本原因;
丰富、立体、全面、高品位文化的哺育,才能避免工具、单向度的人的出现。这就要求文化培育者自觉遵守文化教育的基本规律,避免强制性文化灌输,实施多渠道的润物细无声式的文化哺育。除了培育身体强壮、心理健康的主体,还需要培育具有更高精神追求的马克思意义上的全面发展的人。最终目的是培育警察的精神世界,形成人民警察的核心价值观,筑牢精神信仰体系。就是说,高层精神文化育警是文化育警高级阶段,在文化育警中具有统摄地位,是培育高素质人民警察的必由之路,也是文化育警最终目的与归宿点。就目前情况看,基础性文化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人民警察享受到了文化活动带来的种种乐趣,但也确实存在样式单调重复、行为功利应付、形式大众化等现象,高层次、精神性、审美性文化教育机制、体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这与提高人民警察文化软实力、培育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提升人民警察价值判断力这一育警总目标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四、如何实施高层次精神文化育警

其一是思想意识方面。实施主体方面,特别是领导层,一定要充分认识文化分层理论,了解文化诸层面的性质与功能,把文化哺育看做一个相互关联的结构系统,既要有浅层次的行为文化,也必须有高层次精神文化。避免将相互关联的文化形态割裂开来,单层面实施文化育警活动,防止育警过程的碎片化、庸俗化。在实施对象方面,要使受教育主体切实感觉到精神文化对心灵的滋养与提升作用,杜绝在文化育警活动中搞形式主义。全警上下要形成这样的意识:文化活动是人生难得的精神享受活动,是人类文明成果的盛宴、思想灵魂的升华,而非一项需要“被动”完成的“任务”和“负担”。

其二是培育体制方面。制订合理的文化育警大纲,正确配比文化育警所需文化产品层次比例,制订近期、中期、长期培养计划,使文化育警规范化。文化育警是一个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由低级到高级的渐变过程,因此,制订合理的实施大纲,实行目标管理,是文化育警取得成功的机制、体制保障。基层机关要根据警察实际接受能力以及文化感受兴奋点、关键点、特色等,找对切入点,步步引导,由俗及雅,由浅入深,由行动层到精神层,由培育日常行为、兴趣爱好向培育核心价值观转变。在时间要求上,要给予足够长的时间段,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天天督促,而是把文化育警看成国家层面的精神启蒙教育,常抓不懈,按大纲要求不疾不徐、有条不紊地实施,日积月累,由量变到质变,必见成效。

其三是层次转型。在夯实表层文化教育的基础上,应适时向高层次、审美性、精神性文化教育转变,这是文化育警成功的关键步骤,也是文化育警根本目的所在。无论何种形式的文化育警,其基本理念都是通过“文化”这一中介,达到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影响,这种影响应是多层面、立体型的。从表层转向高层,文化育警就不再是靠物力、财力投入,建警察沙龙和博物馆、成立警察俱乐部、举办警察文化艺术节等中介形式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高层次精神文化产品的介入才能完成。选取的高层次育警文本要有思想、哲理深度,尽量贴近警察生活,引起他们思想上的共鸣。例如,一些优秀公安小说,较好地把握了生活、艺术、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显出丰厚的人性内涵和公安文化底蕴。《警察世家》中周栓宝的善良与正义、刘海山的执着与忠诚,《无悔追踪》中老肖的忠于职守,这些人物背后都隐藏着一座水下冰山———不为邪气所动摇的人性、法律底蕴。有了这一深厚底蕴,警察才有属人的判断力。欣赏这样的艺术文本,才能给受教育者以审美震撼力,陶冶和净化心灵,形成高素质警察队伍。

其四是实施文化育警要遵守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原则。育警形式可灵活多变,多种多样,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引导实施。如引导警察开展读书活动,培养艺术鉴赏力;
聘请专家就某些人类精神价值极高的文化名著做“导读”报告,做到“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提高普通民警对文化精品的接受与欣赏能力。通过这些活动,使他们由浅入深,慢慢接触高层精神文化,逐步理解高层精神文化精髓,主动享受高级精神文化,达到开阔视野、了解社会人生、增强社会管理创新意识之功效。

其五是最终实现受教育主体的文化塑形。所谓文化塑形,是指通过文化氛围的熏陶,让人自觉按照某种行为规范、思维方式、精神信仰行事。因此,文化育警活动的目的必须凝结在“人”上,培育理想的人是最终目的,其他都是手段。一个精通法律文本的人,如果缺少人性内涵,他的执法水平就只能停留在较低层面上,甚至可能变成缺少人性光辉的酷吏;
一个对青山绿水怀有爱心的人,才有可能自觉保护环境;
一个真正体悟杜甫诗中“忧国忧民”高尚情怀的人,在执法活动中才不会出现“扰民”现象。文化育警不是一种知识教育(浅层),而是一种“精神塑形”教育,一种信仰和价值观判断能力的培养,一种对社会、自然人生正确体验能力的培养,一种美好心灵的哺育(深层)。只有实施了高层次文化塑形教育,主体才能以正确、全面的视角理解真相,透悟人生真谛。对于失去判断能力的主体来说,即便有丰富的人文知识,也只能是知识的叠加和堆积,这样的人知识虽多,但摆脱不了素质低下的命运。

五、结语

精神文化范文第4篇

从积淀腌渍中潜陶内化就调查学生现状来看,我们的教学已经出离的太远了:唯“考”是举,唯“分”是能,唯“科(本科)”是高,抓住应试教育的“鸡肋”不放,津津有味、全力以赴,唯恐学生学有遗力心有旁骛。甚至不惜给每一位学生洗脑:洗清能够提升人文素养与标新立异的每一杂念,把精力、注意力、智力都集中到应试能力的打磨上———把应付考试当成压倒一切的人生要事来对待———直至把学生好不容易获得的一点点可怜的人文性东西挤占殆尽为止,语文学习的那点本真东西被远远抛到了一边。读了几年书,却成了一个被蓄意抽空了内涵的枯黄干瘪无血无肉的木头人!而且这一切都是在打着“师爱”的旗号下进行的———学生们牺牲太大了,这也太得不偿失了。

2.小学语文学习机理及其改革是否

用清渠活水陶冶人格个性从调查现状来看,目前因应试教育而被迫异化掉了的语文教学,基本上失去了其培养学生人格品行的功能。它只对学生进行知识灌输与应试能力的培养训练,而完全不在意学生精神世界的丰富充实,更不在意对学生进行人格品行的培养塑造,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是精神残次品,是不能站立起来的人。语文教育缺失、语文教学形式化一直是语文教学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这里的原因有很多,固然有评价体制的问题,也有教师自身的原因,但缺乏对语文学习特殊性的了解,缺乏教学改革的精神是问题的关键之一。

3.什么是语文学习机理及其改革

语文学习机理是指抓住语文水平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通过对系统内部原因(机理)的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进,让预期结果能与实际更加接近,从而找出其发展变化规律的一种语文教学研究方法。小学语文学习机理及其改革的策略研究是指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师生共有一种植根于语言人文精神的人伦情怀、人生体验、人性感受,充分激活本来凝固化的语言,充分施展个性,使情感交融,造成一种痴迷如醉、回肠荡气的人文情境,让教师通过顺应学生的天性,充分激发学生的潜能,从游戏尝创到习得生成;
积极引导学生去大量接触语言文字材料,不断去积累语言经验,在积淀腌渍中潜陶内化;
诱导学生建立自己的语言学习模块,并让它不断增生扩大,达到一定规模,让学生在性灵体悟中移情养性、用清渠活水陶冶人格个性,引领教师更深入地研究语文学习的机理,提高一线教师语文教学的水平和阅读教学的课堂效率,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和实践能力。

4.课堂教学中如何进行语文学习机理及其改革

教学内容生活化,让语文课真正“活”起来语文学习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语文即生活。语文课堂教学应立足于学生生活实践。只有调动学生已有的生活积累,才能收到语文课堂教学的实效,扎下语文学习的深根,让语文课堂在坚实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成长成活起来。教学语言幽默化,让语文课突出“真”趣来语文教学中教师语言的幽默生动非常重要。它使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互动对话显得亲切随和,温馨快乐融洽,使师生之间拉近了距离,贴近了心灵,也使教学成为一件轻松愉快、趣味横生、令人着迷的赏心悦事,更使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和谐默契、合作参与、心心相印的氛围,从而让语文课突出“真”趣来。教学方法艺术化,让语文课使人“好”起来文似看山不喜平。上课也应力避平淡死板。如果能把一节课上出点新花样来,让学生觉得有吸引力,有一点趣味而又不花里胡哨,因而对语文从内心深处“好”起来,那就是很大的成功。除了要达到一定的境界,还应常用点小技巧才好,让语文课使人“好”起来。比如在教学《爱如茉莉》一课时,我结合课文内容让学生阅读《猜猜我有多爱你》,当时我布置一项游戏:和自己的父母来“猜猜我有多爱你”,孩子们在游戏中乐此不疲地表达自己对父母的爱。我班的很多家长都说:真是太感谢这本书了,让他们从孩子的口中感受到了那久违的浓浓的爱意。另外,让孩子以角色扮演的方式把绘本变成情景剧也是激发阅读兴趣的好方法,能让孩子充分的感受作品,沉进作品,感受作品的艺术之美。

5.语文教学空间扩大化,让语文课的营养丰富起来

精神文化范文第5篇

有的人热衷于“烧把钱就火”的晚会,这晚会哄抬明星而搁置精神;
有的人沉溺于“过把瘾就死”的娱乐,这娱乐放念而空虚精神……文化要有“精神”,是因为它既要“化人”又要“和民”,既要“洽群情”又要“康兆庶”……当我们聚餐“舌尖上的中国”之时,更要弘扬“德华里的中国”!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是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在谈到“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时说的一句话。借用这个句式,就我们当下的文化建设而言,也可以说“文化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不久前闭幕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在这里,总书记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改善精神生活、增强精神力量、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正说明“精神”在我们当下文化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

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正是十精神关于文化建设的主旨。十报告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题来论述文化建设,特别强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发挥文化引领风尚的作用,具体化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发挥文化教育人民的作用,具体化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
发挥文化服务社会的作用,具体化为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发挥文化推动发展的作用,具体化为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毫无疑问,这个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必然包括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高度凝聚是我们文化建设极端重要的方面,是我们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力之本”与“力之源”。

文化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首先是因为什么样的文化就折射出什么样的人的精神。从《离骚》可看出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精神,从《报任少卿书》可看出司马迁“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的精神,从“三吏”、“三别”可看出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精神;
“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折射出辛弃疾的精神,“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折射出陆放翁的精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中折射出文天祥的精神……更进一步,文化还是一国之民整体精神状态的写照,如《乐记》所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作为儒家乐舞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乐记》所申说的“乐与政通”的理念,说明文化的的确确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说明是人的精神决定着文化的精神。

文化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还因为什么样的文化会影响着人形成什么样的精神。《乐记》早就指出了这一点,道是“志微焦衰之音使民思忧,啴缓慢易之音使民康乐,粗厉猛起之音使民刚毅,廉直经正之音使民肃敬,宽裕顺成之音使民慈爱,流辟邪散之音使民”。因此,它的理想之乐是“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纶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乐记》这段话道破的是“乐与政通”的另一个方面。《乐记》认为“乐之本”在于“人心感于物”,而“政之本”在于“同民心而出治道”,“乐与政通”的要义是以“乐”助“政”来“同民心而出治道”。这也是我们申说“文化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之重要取向。

文化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是我们文化建设“坚持人民性”的一个重要遵循。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要求我们“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文化建设就其效果而言要实现两个“结合”,现在最迫切需要的“精神”是反映“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是表现“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我们要用蕴藉这种“精神”的文化,去丰富人民的精神需求。这是我们文化工作者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最应关注的问题,也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尊重文化建设规律的重要遵循。

文化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也是我们文化建设“弘扬中国精神”的时代担当。我们的文化建设是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的,总书记要求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传播好”是方法的要求,“故事”、“声音”则是精神的诉求。这个“精神”首先是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对于这个精神诉求,总书记要求做到四个“讲清楚”:他要求我们讲清楚中国发展道路的特色是基于自身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基本国情;
要求我们讲清楚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来自积淀着深沉精神诉求的中华文化;
要求我们讲清楚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和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我们优秀传统文化;
要求我们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这是我们文化建设的时代担当,也是我们文化精神的主旋律和正能量。

文化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还是我们文化建设助力“中国梦”的实践步履。很显然,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交集的坐标系上,耸立着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历史”和“世界”两个维度阐释了“中国梦”,一是申说“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二是申说“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于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于各国人民”。有学者指出:“中国梦”的提出,是向全党全社会发出了高扬精神旗帜、培育中国精神的战略号召;
也有学者指出:“中国梦”的提出会起到一个令全社会重视理想教育、前瞻教育的作用。我们说“文化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就是要在“中国梦”的圆梦进程中,健全我们的精神支柱,焕发我们的精神能量,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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