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网络舆情分析师，舆情分析师作为一种新职业，近期被《人民日报》撰文评为“朝阳职业”，从业者大多不敢自言资深或专家，而许多人恐怕还不知晓舆情分析是何物。网络上的情报收集者?关于网络舆情，比较权威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舆情工作报告【五篇】,供大家参考。
舆情工作报告范文第1篇
他是一位网络舆情分析师，舆情分析师作为一种新职业，近期被《人民日报》撰文评为“朝阳职业”，从业者大多不敢自言资深或专家，而许多人恐怕还不知晓舆情分析是何物。
网络上的情报收集者?
关于网络舆情，比较权威的解释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各种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与“舆论”一词不同，舆情是网络上媒体和网民意见的原始表露，可以是多种不同意见的简单集合，而舆论则是倾向于一致的看法和意见。
舆情可能转化为舆论，自然而然地，网络舆情分析师的重要工作即分析舆情、预测走势，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负面舆论的产生。
对赵嘉和同事们来说，上网阅读新闻便是他们每天工作的开端。他们几乎对网上所有热点事件都有所了解，同时每个人又要着重关注一两个领域，成为半个行家。例如学法语出身的赵嘉就曾硬着头皮研究了经济学知识，因为他服务的客户是贸易部门，在能够基本完成该行业舆情报告的撰写之后，他又“被迫转行”学习了科技知识。
许多媒体对这个行业的介绍中都有这样的描述――专多能的“杂家”。
舆情分析师听起来有点像收集情报者，似乎也能和公关扯上些许关系。为什么一定要冠以“网络”二字?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lO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突破达到4.57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4.3％。在大城市中，主流人群基本上都已经是“网民”。庞大的用户群体和网络迅速的普及速度，使得网络舆论在舆情系统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比较普遍的认识是，国内网络舆情监测与研究机构出现于2008年，网格舆情分析师也随之诞生――之前的2007年，山西爆发“黑砖窑”事件，网络热点的沸腾程度让各方开始重视网络舆情。
如今，一条负面信息从出现到形成热点的周期，已经从原来的24小时缩短到了4小时，相关部门如果不能快速做出反馈、制定应对策略，就可能出现舆论一边倒的局面。
舆情分析师的“网络舆情”
按照分析师的工作思路，《世界博览》记者在搜索引擎中输入了“网络舆情分析师”的关键词，结果是：6月10日，百度找到相关结果约6.42万个，谷歌找到约45.2万条结果。
在中国，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新华网、外文局、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等均提供较为专业的舆情服务，而在国外，“Buzzlogic”、“尼尔森(Nielsen)”、“ReputationDefender”等舆情监控机构早已名声鹊起。
一些经济刊物将“舆情分析”描述为“拥有百万亿潜在市场的大生意”；
许多知名大学，例如人民大学成立了专门的研究院；
越来越“智能”的搜索引擎还提供了从事舆情分析的专业公司和软件的广告，此类软件系统已成为中国各大部委、省、市、县等各级政府的重要采购对象。
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舆情分析师可以被软件取代，相反，分析师在形成舆情报告过程中的作用愈发重要。本质上，机器担当的仍是辅助角色。
赵嘉对《世界博览》记者说，自己每天的工作确实会用到监测软件，但不能依赖，主要使用的工具是百度、谷歌、雅虎等搜索引擎，新闻则来自国内外主流媒体和网站，如西方四大通讯社、各国主流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等，还有一些专门的数据库搜索和站内搜索，和他所在公司的客户一样，“属于商业机密，无可奉告”。他们的客户以国家机关为主，也有少量的企业和私人客户。
舆情分析师通常需要通过搜索工具和监测平台，反复设置不同的关键词，收集媒体评论和网友言论，最终经过选取、概括和分析形成完备的舆情报告。一些客户还要求归类和制作图表。
赵嘉每天完成的舆情日报，长度一般在八九页左右，一些周报和月报以及重大事件的舆情会更复杂，因为这样的报告是从上百甚至上千篇报道中提炼而成的。
赵嘉同事许欣的报告主要面向国家机关：“有的部门经常提出反馈，有的反馈则较少，但总体来看均属比较重视。他们或是了解境内外动态，或是预警，或是报送领导或上级。”
应该说，客户们越来越重视舆情报告，特别是曾在舆情方面“吃过亏”的客户。近期，舆情关注度较高且应对不力的应属故宫，相继经历了“失窃门”、“错字门”、“会所门”、“解雇门”等负面事件，缺乏信息透明和公关技巧的故宫深陷舆论漩涡。
亟需人手的高负荷工作
和写字楼里压力颇高的白领们差不多，网络舆情分析师也常常抱怨身体“亚健康”，鼠标手、颈椎病、视力下降等职场常见病经常会找上门来。
既然需要关注每天的新闻热点，所以，网络舆情分析师在假期也难有“断网”的日子，有时碰到一些项目，客户规定要在短时间内完成，经常需要加班加点。
许欣对《世界博览》记者说，她做过的最复杂的舆情报告汇编超出2000页，几个人加班到很晚才完成。“最忙的时候连喝水都忘了。”对于每天要浏览的网页数量，赵嘉和同事都算不过来：“大概几百页吧?要想做得好必须不停更换关键词，网页也要尽可能多看。”
在人民网舆情监测窒，“醉驾入刑”的舆情报告需要几位舆情分析师研讨协作，因为仅新浪和腾讯微博上就有近18万条评论，需要多人监测。该监测室主任分析师庞胡瑞说：“舆情分析是脑力活，也是体力活，加班加点、每天浏览成百上千条网页是家常便饭。”由于舆情业务增长，这里一直在扩大舆情分析师的编制。
虽然面对着繁重的任务和较高的压力，分析师们也觉得，在不断获取、整理、推论信息的过程中，自己也收获不小――“对新闻的敏感度和捕捉能力，对重点信息的宏观把握和提取，逻辑思维和综合分析的能力”。
舆情工作报告范文第2篇
笔者认为,在这些文本中,由于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历史语境的不同和语词及其所指的差异,存在四种不同的话语范式。
一、1981年以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话语范式
中共中央发出的“1950年决定”,对在报刊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释,并对具体的形式和方法作了明确的规定。决定要求“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的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这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上对下”的批评,不是党和政府及其领导人对下级或人民群众中存在的缺点错误和落后现象进行的批评,而是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及其领导者的批评,是“下对上”的批评。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在党内展开而是在社会上展开,不是内部文件、会议或面对面的形式,而是“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自由地”进行的新形式。
“1954年决议”是中共中央就当时的报纸工作做出的一个全面的决议。决议分5个部分,其中的第三部分就“1950年决定”以来,报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进一步明确了今后报纸开展这项工作的原则和要求。决议再次明确指出,“报纸是党用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最尖锐的武器。为了广泛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各级党委应充分地和正确地利用报纸这一有力的武器”。#
“1981年决定”是中共中央在十年结束之后,国家开始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的。决定第四部分对新闻媒体“正确处理表扬和批评的关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及具体的方式方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规定。决定指出,“近年来,许多报纸刊物重视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呼声,积极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也提高了报刊和党的声誉。今后还要坚持这样做。各级党委要善于运用报刊开展批评,推动工作。”$
1950年的决定和决议,以及1981年的决定,都是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专门性文件,特别是1950年决定,更是专门针对报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报道而做出的。这三个决议或决定中,无论是1950年的决定和决议,还是1981年决定,中共中央使用的词语都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我们将其归为舆论监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范式。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通过报刊等新闻媒体这种公开的形式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即通过大众传媒的公开传播来揭露问题、修正错误、改进和推动工作、促进党和人民的联系,实际上是党的作风的一种扩展和延伸,是在党的领导下,从党内向党外,向社会,向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扩展和延伸。实施批评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批评的对象是党和政府、党员和党的干部在“工作中的一切缺点和错误”。同时,党和政府、党员和党的干部,又是自我批评的主体,承担着在报刊上进行自我批评的责任;而报刊等新闻媒体在这种公开形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是“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报纸编辑部要在党委领导下积极负责,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的事实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批评的态度和观点必须正确,严格按照党的原则、中央的决议和党委的意图办事”。%
由此观之,这种在报刊上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虽然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我们认为,它带有极强的组织传播色彩,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因此,上述三个文件实际上均是在党的建设、党的作风、党的工作和党群关系的话语框架内所进行的言说。在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话语范式内,报刊或新闻媒体是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一种新的形式、新的手段、新的途径和新的物质载体。
二、十三大:协商对话的话语范式
舆论监督作为学术话语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舆论监督”一词开始比较频繁地见诸报刊。而过去新闻实践话语中的“批评报道”、“负面报道”等,也逐渐为“新闻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报道”所替代。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将“舆论监督”写进了大会报告,这在舆论监督话语范式的演变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意味着舆论监督一词从学术话语、新闻实践话语或日常话语之中,正式进入国家政治话语体系,成为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所接受和认可的话语。
从报告中直接出现“舆论监督”一词的这段话语来看,舆论监督的所指依然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话语范式有着紧密的联系。“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正之风等,作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对象,都包含于既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话语范式之内。但并非仅仅如此。从这段话语在文本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来看,它处于报告的第五部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五小节“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中。在“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这一节的开头一句即是:“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矛盾,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个重大课题”。"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随着经济社会关系的调整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各种社会利益和矛盾必然会是错综复杂的,因此,在领导机关和群众之间、这部分群众和那部分群众之间,需要有“相互沟通的机会和渠道”,“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报告接着阐述了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必须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并明确了“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基本原则。在提出“要制定关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若干规定”之后,报告强调,“要进一步发挥现有协商对话渠道的作用,注意开辟新的渠道。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
这种文本结构显示,报告是把舆论监督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即“社会协商对话”中的一个途径和方式来叙述的。它表明报告对舆论监督的框架定位是:舆论监督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舆论监督在“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中起着重要作用;舆论监督是社会协商对话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方式,它起着在领导机关和群众、这部分群众和那一部分群众之间进行沟通的渠道和中介作用。
很显然,舆论监督的内容在此有了新的变化或拓展:它不仅仅只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话语范式下对党政机关、党员干部缺点错误和等的一种批评,而且是“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进行“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的社会协商对话的重要渠道之一,并且包含着对党务、对重大情况重大问题进行公开报道和公开讨论的内容,亦即要使人民群众对党务、对重大情况有知情权,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享有参与权。当然,这种知情权、参与权是在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框架内的言说。毫无疑问,关于舆论监督的这种“协商对话”的话语范式,是中共中央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进行调整、重构的过程中,对舆论监督意义建构方面的一个重大的变化。
三、十四大至十六大:权力监督的话语范式
从十四大到十六大这三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以及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发出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决定、党建决定、建设精神文明决定和颁布的党内监督条例,其文本内容均涉及到舆论监督。
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的报告均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叙述框架内指涉舆论监督的。在十四大报告中,关于舆论监督的概念出现在报告第二部分第六点“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之中:“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充分发挥各类专家和研究咨询机构的作用,加速建立一套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度。……强化法律监督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的职能,重视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逐步完善监督机制,使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报告在这里将“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与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并列为一种监督方式,很显然,这里的舆论监督是指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决策权”的监督。
十五大报告把舆论监督作为“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强调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和十四大报告指明对决策权的监督不同,十五大报告是把舆论监督作为“民主监督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的,它不仅仅是对决策权的监督,而且是对所有“行使权力”包括党政、司法等广泛的权力的监督,是所有权力行使过程中“制约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十六大报告是在第五部分“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中提及舆论监督的。在指出“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对象、重点、方式等问题后,报告强调,“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要建立“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而要做到这些,除了“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从上述看来,三个报告都将舆论监督纳入到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范围内,围绕着“如何监督权力”这一问题,从权力的要素、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框架中叙及舆论监督,并把舆论监督作为对党政、司法等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方式之一。同样的,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决定、党建决定、建设精神文明决定和党内监督条例中,也都是从监督权力的角度来强调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和作用。因此,在十四大和十六大期间,党代会报告和中共中央决定、条例等,在涉及舆论监督时,始终是把它放在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这个基点上来定位它的地位和作用的。舆论监督的对象和内容,是权力(包括拥有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及其运行过程;舆论监督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所以,在党的十四大到十六大期间,对于舆论监督上升到对权力及其运行过程进行监督制约的高度,把舆论监督作为对党政、司法等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制约的重要方式、手段,进一步扩展了舆论监督的对象和内容,使舆论监督在原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话语范式、协商对话范式的基础上,从政治体制、民主法制建设的高度定位舆论监督,将舆论监督纳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之中,更明确地将舆论监督对象和内容指向权力及其运行过程,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权力监督”的舆论监督话语范式,从而使舆论监督的意义更加深刻。
四、十七大前后:民主政治权利的话语范式
十六大以后,随着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产生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在舆论监督的意义建构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
十七大报告在“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一部分中,从六个方面阐述了这一主题。在“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一节中,报告首先强调要“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在这里,舆论监督是作为“监督合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约和监督权力、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重要监督力量之一。同时,报告还把监督作为一种权利,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首次提出了监督权的概念,并把监督权与决策权、执行权并列,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而作为监督权的组成部分之一的舆论监督,很显然就纳入了这种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之中,成为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和运行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然而,十七大报告关于舆论监督的意义建构远不止于此,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四权”的提出。早在2006年10月,中共中央第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构建和谐社会决定”中就指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深化政务公开,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而十七大报告首次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了对舆论监督具有重大意义的“四权”,报告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0它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直接使用了外来政治法律概念,并从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民主政治制度以及的层面来重新定义和阐释“四权”,其含义更加丰富,更为高远。
报告对“四权”的阐释虽然并没有直接述及新闻传媒和舆论监督,但其无一不与新闻传媒和舆论监督密切相关。尤其是其中的知情权和表达权,更是与新闻媒体和舆论监督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很多时候和很多情况下,人民或公民主体都必须通过新闻传媒的中介或公共通道作用来实行这四种民主政治权利或权利。从舆论监督的意义演变和建构来看,“四权”的提出,是从此前的权力监督范式中“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这个方面,进一步拓展到“如何保障对权力进行监督的权利”,即不仅要对权力进行监督(明确了监督的对象),更要保障人民对权力进行监督的民主政治权利(明确了监督主体的权利)。只有保障了这四种权利,才有可能实行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同时,这种对权力进行监督的权利,不仅只是在具体的决策、执行层面的监督权利,而且是在政治制度和宪法高度的一种民主政治权利和权利。
因此,十七大报告关于舆论监督的话语范式,从“监督权力”拓展到“监督权力的权利”,从而确立了进行舆论监督是人民或公民主体的一种民主政治权利,并且是一种必须予以保障的权利。这种国家政治话语范式的确立,无疑使新闻舆论监督具有了广阔的学术话语空间和新闻实践话语的可能。
五、结语
舆情工作报告范文第3篇
为妥善应对当前复杂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各支行综合管理部要提示本行业务部门特别是营业网点，在做好员工日常防护的同时，进一步提高舆情防范意识，避免因在网点一旦出现相关病例、网点停业或调整营业时间等情况发生时被客户投诉及媒体关注，从而形成声誉风险隐患。假如出现上述情况，要重点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一是把好舆情防控的第一道关口。各行的营业网点主任作为舆情防控第一责任人，要善于观察和引导，遇有客户投诉要耐心做好解释工作，要竭尽所能上下沟通协调，为客户解决实际问题，取得客户理解与谅解，力争将舆情隐患控制在萌芽之中。与当事人沟通过程中，注意声像等证据的留存。
二是加强舆情监测，做好舆情研判。各支行综合管理部作为舆情防控责任部门，要指定专人实时监测舆情信息，并做好舆情研判，在舆情发酵前有效处置舆情。对重大舆情事件做到早发现、早引导，将不良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充分利用优讯舆情监测服务微信群，对舆情信息进行共享。针对重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和重大舆情隐患，要立即有针对性的制定应急处置预案，明确责任分工，层层抓好落实，确保舆情处置得力。
三是针对媒体负面报道要处置及时。发生突发舆情事件要按照报告路径在事发1小时内逐级报告，必要时可直接向市分行一把手报告。按照“属地管理、层级对应”的原则，对片面不实甚至完全歪曲事实的报道，要与媒体据理力争，迅速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要求媒体立即更正。必要时各支行主要负责人要主动与当地政府、公安部门和宣传部门加强沟通，请求支持和帮助，降低舆情风险。同时立即组织全行网评员队伍在网上发贴、跟贴，开展正面舆论引导，积极消除负面影响。对确系我行原因引发的负面报道，要组织宣传人员多撰写正面新闻稿件投放各媒体，尽量减少负面影响。
四是严肃新闻宣传纪律。遇有媒体采访时，要做到热情接待，积极应对。首先要求其出示记者证和采访提纲，在核实记者身份后讲明我行新闻宣传纪律，需向上级行汇报并得到授权才能接受采访，请记者理解并回去等候消息。在得到上级行授权后，由市分行指定专人接受采访。接受采访前要形成新闻通稿，新闻通稿须经法务部门和行领导把关。原则上省级媒体由省行出面接受采访，市级及以下媒体由市行出面接受采访。中央级媒体需报总行企业文化部，由总行确定采访程序。
五是积极协调与当地主流媒体的关系。通过撰写大量正面新闻稿件，主动邀请媒体到行采访，广告投放品牌推介等方式与各级主流媒体开展深度合作，将工作做在平时，积极维系与媒体的良好合作关系，取得媒体的理解和支持，确保负面舆情不见报，不上网。特别要最大限度防止新媒体、自媒体上的负面信息扩大化。
六是要抓好抓牢本行舆论阵地管理。目前疫情牵动人心，形势复杂严峻，更要引导广大员工保持清醒头脑，提高辨别能力，相信科学的力量，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不在微信群、朋友圈等自媒体转发评论未经证实的信息。要坚定信心传递正能量，为疫情防控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
舆情工作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舆论宣传；
遂行任务；
攻心；
造势
军事宣传作为宣传这个大家庭中的一个特殊成员，历来为战争行动高度重视。在中国古代战场中，通过战场上的宣传心理较量以达到震动敌方军心、动摇敌方斗志，进而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例不胜枚举。在现代军事战争中，作战双方以舆论为武器，综合运用各种传媒手段和信息资源，激励己方战斗精神，影响敌方形势判断，削弱敌方战斗意志，为争取政治主动和军事胜利营造有利舆论环境的斗争行动也是不可胜数。在我党军事指导理论中，始终重视舆论宣传的作用，强调对舆论宣传的引导，强调舆论宣传在军队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重视军事新闻宣传为军队建设服务。
1 消防部队遂行任务与舆论宣传的关系
武警消防部队作为一支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救民于灾难、保一方平安的综合性、专业性很强的应急救援力量，舆论宣传工作是增强部队软实例，塑造我军良好形象的有效手段。一方面，消防部队执勤任务十分繁重，官兵的心理素质要十分过硬，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牺牲奉献意识。可以通过舆论宣传，说明执行任务的重大意义和有利条件，用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凝聚军心民心，激发军民捍卫国家安全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培育官兵战斗精神，坚定敢打必胜的信心与决心。另一方面，消防部队与社会联系十分广泛。消防部队接触社会面广，在遂行任务进程中，采取集中舆论力量，宣传我军事行动的正义性、合法性，展示我方强大综合国力、深厚战争潜力和特有的政治优势，主动引导舆论，争取国际舆论理解和支持，创造有利于我军行动的舆论环境。
2 舆论宣传如何在消防部队遂行任务中发挥最优效力
一是舆论宣传的“攻心”效力。消防部队执行的非战争军事任务，虽然不是战争，但同样具有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任务艰巨、时刻面临生与死的考验，对参战官兵的思想准备、战斗精神和行动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在遂行任务中，要确保官兵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和旺盛的斗志，首先应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坚持对内、对外宣传并进，抓住内部宣传这块“主阵地”，注重宣传鼓动的针对性，结合不同任务的特点，充分发挥宣传鼓动效应，如在执行抢险救援任务中，应积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向官兵讲清执行抢险救援任务的目的意义，讲清我军的性质宗旨和职责使命，讲清历次完成急难险重任务的光荣传统和典型事迹，鼓舞士气，坚定官兵完成任务的信心，引导官兵自觉克服各种危险和困难，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抢险救灾中；
同时，依托大众媒介载体，形成舆论宣传整体合力。消防部队灭火救援和执法监督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特别是在执行重大的抢险救援任务中，社会公众甚至国际社会迫切希望了解事件的情况。如果消防部门不能将掌握的信息充分告知民众和媒体，甚至拖延、封锁和阻拦媒体采访，将会造成社会公众的猜测怀疑，个别新闻媒体的炒作，甚至遭到网络论坛的攻击，直接影响消防部队建设发展，影响消防铁军为民服务形象。反之，如果我们善于运用媒体推动工作，将有助于宣传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助于发扬民主、科学决策，有助于联系和组织人民群众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助于塑造和展示党和政府良好形象。因此，在遂行任务中，要主动直面媒体引领舆情，遇重大突发事件和重大灭火救援勤务，及时协调主流媒体记者采访报道，指定专人对外新闻信息，把握新闻宣传报道主动权；
加强舆情监控，出现不良舆论苗头，第一时间组织正面新闻，组织网评队伍做好互联网上舆论引导，防止蓄意炒作，发现歪曲和不实报道，及时报告当地宣传部门和网监部门，采取技术措施或法律手段，确保正确的新闻舆论导向。在我国2008年发生的四川汶川地震中，我军利用大众传媒这个基本平台，塑造了一起成功的对外宣传案例。在全方位的宣传报道中，我军救灾官兵的卓越表现真实的展现在世界面前，受到了境外媒体的如潮好评。在境外媒体的描述和点评中，中国军队救灾反应迅速，中国军队所展现的优良传统令世界钦佩。美联社评论说，“在中国爆炸破坏性地震的24小时内，大约有2万名军人就在灾区集结，展开对遇难群众的搜救。与此同时，还有3万人的部队乘军机及卡车增援灾区。兵力集结、调动迅速之快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将开展有效救援放在首位，同时也向世界表明中国已做好准备，应对在八月奥运会期间的任何突发事件”。在这次行动中，中国军队的表现令全球华人为之动容，也让国际社会肃然起敬。其次是典型主导激励士气。曾说：“典型是一种政治力量。树典型等于插旗子，其秘诀就是把一种需要加以提倡的精神，加以推崇的价值观，加以实现的原则，加以推广的经验，具体在一个或几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人物或事件上，使之成为一面鲜艳的旗帜，成为指示大众前进的榜样、标兵。”由此可见，先进典型在人们的学习、工作、生产、生活和社会交际活动中起着引领航向的作用，是风向标，是指南针。消防部队在历次的抢险救援及安保任务中，先后推出了宋文博、邵裕桥、金春明等一批家喻户晓的先进典型人物，形成了“抗震救灾精神”、“奥运安保精神”、“新时期公安消防精神”等体现消防官兵时代特点的化身和代表。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培养、树立先进典型，还要宣传、推广先进典型。宣传推广先进典型是典型培树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用典型来教育官兵、引导群众，推动工作，增强先进典型评选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性和吸引力、影响力，扩大社会推广面，提高先进典型培树、宣传、推广的档次，要依靠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消防部队全面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表达消防队伍斗志昂扬、守护安宁的坚定决心，展示消防官兵爱民、亲民的良好形象，使社会各界群众对消防部队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二是舆论宣传的“造势”效力。舆论造势，我认为就是以舆论为武器，综合运用各种传媒手段和信息资源，为争取政治主动和军事胜利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
（一）紧跟时代步伐，拓宽舆论传播渠道。舆论宣传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传播舆论信息，覆盖面广，辐射力强，穿透力深，其影响具有跨地域、跨国界、跨群体的广泛性。在最近的舆论传播形式和途径中，微博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它以发现和分享为基本传播形态，以特有的原创性、时效性、互动性和渗透性，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表达与被倾听的机会，并给公共事物和政务领域带来了深远影响。在利用微博加强和创新社会消防官兵的课题中，全国各个省市消防总队中不乏大胆尝试者，其中北京市消防总队在新浪网“北京消防”官兵微博在2011年8月1日正式开通。“北京消防”微博开通之后，在几次突出的火灾事故和抢险救援现场，利用无线技术手段，第一时间了火灾和扑救情况的官方消息，并迅速被新闻媒体转载报道，北京消防微博成为了火灾和警情信息的主导权话语平台之一。2011年9月5日，西城区富国里菜市场发生火灾事故，“北京消防”第一时间火灾信息，统一对外宣传口径，由于正值下班高峰期，众多网民通过微博了解火灾情况后，不仅对火灾情况及时了解，而且及时选择了绕行路线，有效缓解周边交通压力。由于信息及时、权威，没有出现任何负面报道和舆论炒作。
（二）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近年来，突发事件往往是引起社会矛盾的爆发点，也是民意民声集中倾诉的泄洪区。因此，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是顺利处理突发事件的关键。一是要主动发出声音。在处理突发事件中，消防部门要化被动为主动，化危机为契机，各部门协同作战，力争“四个一”占领舆论制高点（第一时间介入突发事件，第一时间查明突发原因，第一时间统一口径，第一时间权威信息），切实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二是要强化透明公开。流言止于公开，透明赢得人心。在突发事件中，公众获得的信息越多，对有关部门的信任度就越高，因此要用客观、公正、详实的报道先声夺人，不让流言混淆视听，掌握信息传播的主动权。如在分析成都市成功化解“6·5”公交车纵火事件的原因时，人民日报《新闻战线》原总编辑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说，之所以能有效掌控舆论，化险为夷，关键是当地政府应对得当。“三天五场会，体现的一是反应迅速，二是要公开透明。很多情况下，往往是麻木引发不满，拖怠贻误主动，本来可以讲得清的事情、解得开的矛盾，硬是被层层请示、迟迟未决、犹豫再三而拖得民情不满、情绪对立。三是要妥善处理与记者的关系。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赵启正主任曾说，记者不是你的学生、你的部下、你的朋友，也不是你的敌人，他是你的挑战者。基层单位要通过采取通风会、座谈会、参观活动和跟踪报道等形式，以事实为基础答复记者和社会群众的疑问，建立形成良性的新闻煤体关系，避免个别新闻煤体的恶意炒做，力求使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做到调控有力，冷热有度，平稳有序。四是要提高一线官兵应对新闻媒体采访能力。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消防部队的行动表现更加广泛地受到媒体的关注和追踪，广大官兵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接受采访机会增多，必须加强相关知识的学习掌握，提高从容应对新闻媒体的素质能力，确保部队新闻信息适时准确、真实可信、不留漏洞。汶川抗震救灾中，一线部队官兵自信面对媒体采访，他们朴实的语言、坚定的眼神、忙碌的身影，以及所表现出的“珍视生命、以人为本”情怀，充分体现了中国军队的人民子弟兵本色，给境外媒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借助国家形象广告提升我军软实力。国家形象广告的兴起和国家广告舆论在海外传播，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广告宣传扩大舆论影响的新尝试。国家广告舆论是国家在特定时期的既定方针政策通过广告宣传强化政策主张，扩大观念影响的一种信息传播方式，也是跨文化传播语境下国家广告战略层面对外传播过程中的一种新型的舆论形式。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以广告传播的形式来表达国家主张、阐释国家意见、传播国家政府对某一问题或某一事物的看法。通过国际广告传播形成舆论热点问题或制造舆论话题，进而达到传播舆论主张和控制舆论走向的目的。近年来，中国加大对国家广告宣传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在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中借助广告舆论的传播，表达理念、重塑形象，被外界看成是中国利用舆论影响世界展示“软实力”的开始。自北京奥运以来，中国展示“软实力”的工作开始加强：放宽外国记者在境内采访的限制，借助国际媒体的影响力来客观报道中国。目前已制作并正在播放的国家形象宣传片，标志着中国开始更加自信、主动地展示自己的“软实力”。国家形象广告的播出，表明利用舆论影响争夺国际话语权、中国国家公关时代己经来临。在依靠国际主流媒体“发声”的同时，中国国家公关还希望由“内”而“外”发力，通过打造自身的强势媒体，向海外发出中国声音。
参考文献
[1] 杨定宇 顾黎 舆论战讲座 出版社
[2] 总政治部宣传部 军事对外宣传典型案例分析 出版社
舆情工作报告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疆；
网络舆情工作；
体系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9-0038-02
2014年5月23日，微信公众服务账号“中青舆情监测室”针对5月22日乌鲁木齐发生的案件，了一份互联网舆情报告《中青舆情：5・22事件，新疆人怎么看》。报告选取了5月22日案发当时至23日10时互联网舆情监测数据进行分析，数据内容之广泛，所得数据图表之详细，真实而有力地展现了7・5事件、4・30事件、5・22事件中新疆网民的观点变化。也让阅读者真切感受到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意义，以及大数据的说服力。作为一个常常面对互联网海量数据束手无策的研究者，又常常感到分析互联网舆情信息缺乏数据支持的研究者，倍感新疆需要尽快建立一个自己的互联网舆情监测体系。
五年前的7・5事件，就是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广东韶关发生的一起打架斗殴事件，经过互联网10天的“发酵”，最后酿成乌鲁木齐的暴力恐怖案件。若在这10天中，我们能有完善的互联网舆情监测数据，必然会得出相应的预警报告，提前疏导、提前预防。此后，新疆陆续发生过利用互联网捏造、散布谣言，进而扰乱社会持续的事件，但因为互联网舆情工作的改进都取得了很好的控制。2010年阿克苏发生了“”借助互联网传播思想、技术，煽动民族仇恨的“8・19事件”。2013年互联网上盛传，乌鲁木齐23中学因学生带花帽，勒令退学的谣言。仅仅6天时间，该谣言不仅在国内引起了网民的大量关注，而且被境外敌对势力的网站大肆宣扬。2013年鄯善“6・26”事件发生后，互联网上再次兴起关于此次事件的各种谣言。凭空捏造、歪曲事实在互联网上制造谣言，借机宣传极端思想，煽动民族仇恨，这是近年来新疆互联网舆情工作面对的最大挑战。2014年5月，新疆启动了为期一年的“严打”行动。5月25日的首次大抓捕行动中，抓获二百余参与活动的犯罪嫌疑人，都是通过互联网接受极端思想、暴力恐怖思想和技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极端思想，已经成为危害新疆社会安定的首要问题。舆情预警分析能将危机处置环节提前，尽量把对无辜群众的伤害降到最低。另外，近年来暴力恐怖案件从新疆蔓延到全国，为追求轰动效应分子制造群死群伤。北京金水桥事件、昆明火车站事件导致内地群众对维吾尔族乃至整个新疆都产生了很深的误会，各种误解在互联网上此起彼伏。关注突发事件后的网民情绪宣泄，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疏导，化解误会，维持社会正能量，也是互联网舆情工作关注的重要内容。因此建设新疆互联网舆情监测系统已经迫在眉睫。
互联网最大的特征就是海量数据。其数据量之大，已经无法用常规工具和方法，在合理的时间里得到科学的分析结果。但大数据研究又有其独特的价值，它表现出的4V特性：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eracity（真实性）又是普通调查研究无法企及，也不能替代的。5・22事发当时，“中青舆情监测室”就开始收集舆情信息。24小时后就公布了新疆网民的舆情报告，处理数据量达三十二万余条，分析内容全面、细致。大数据的4V特性在此得到充分突显。但我们也发现该报告，过于注重数据和数据带来的定量分析，缺乏对数据背后社会问题的深入解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互联网舆情工作中仅仅掌握有准确的数据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专家对数据进行全方位的解读。在互联网舆情监测和分析中，大数据的价值显得日渐重要，大数据的出现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舆情监测数据的价值在于，将正确的信息在正确的时间交付到正确的人手中，最后能产生出一个科学的决策。
新疆社会科学院是新疆舆情监测、分析的重要阵地，作为一直积极参与互联网舆情分析实践的一员，强烈感受到新疆的互联网舆情工作任务重、挑战性强，对社会局面稳定产生直接影响。新疆互联网舆情工作的主要特点：一是少数民族语言网络舆情监控任务突出。首先，随着新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有能力上网的人越来越多，因此对互联网少数民族语言信息监控的任务就日趋加重。每当社会中发生一个热点事件，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就会出现各种“消息源”，几乎全民参与讨论。涉及敏感问题时，互联网上消息的产生、传播和发酵速度就异常之快，因此少数民族语言网络舆情监控的压力与日俱增。此外，互联网视频的传播，当前已经成为新疆爆恐事件频发的直接原因。近一年多来，每一起事件当中都能看到视频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视频多用新疆使用范围较广的少数民族语言制作，煽动无知群众走上犯罪道路。二是境外网络舆情监控任务突出。在新疆反恐维稳过程中，境外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策划、煽动境内人员施暴的情况日渐突出。因此，大量境外问题网站纳入了我们的监控范围。据统计，目前已发现建立于国外专门煽动新疆境内从事反动活动的网站、网页多达五十多个。
现在得到普遍认可的网络舆情分析模式为“三结合模式”：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软件与人工分析将结合、分析师与专家会商相结合。针对新疆互联网舆情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趋势来看，我们的网络舆情工作还存在：分析研判缺少准确、详细、多样的舆情数据支持，我们的分析预测缺少牢靠的“抓手”。目前新疆网络舆情工作中，舆情数据与专家脱钩的问题最为突出。造成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合理的组织体系，网络舆情数据与专家之间还没有建立起一个顺畅的交流渠道。
以笔者和同事的互联网舆情收集实践为例，主要方法是：第一，搜集全国知名互联网舆情监测机构零星公布的新疆舆情监测数据，根据这些权威数据对热点事件进行分析。第二，利用全国知名搜索引擎和网络舆情工具搜索舆情关键词，做粗陋的数据统计和分析。利用自己制作的舆情数据进行网络舆情研判。这两种方法看起来容易，借助第三方公布数据或利用工具软件发掘、整理数据，最后得出分析结果，实践起来其实困难重重。全国知名互联网舆情监测机构公布的涉及新疆的数据极少，而且只是针对某一热点事件，缺乏连贯性，根本无法满足实际研究需要。自己利用搜索引擎进行舆情数据搜集，面对少则几千几万条，多则上百万条舆情数据，个人根本无法进行分析处理。此外，互联网的海量数据量靠几个普通搜索引擎根本无法应对。另外，普通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缺乏数据统计能力，即便得到完整的数据，也很难做出科学的统计。在此过程中，其实专家既要承担网络舆情分析师的角色，还要承担专家的角色；
既要完成数据收集、统计的工作，还要完成定性分析的工作。网络舆情分析师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经过专业培训和长期实践，还要借助很多工具软件，才能充分发挥网络数据发掘。网络舆情工作体系中，网络舆情分析师的更多职责是完成数据搜集、发掘，拟补工具软件分析的不足，建立更完善的数据库；
用数据走向，拓宽专家的研究视野。社会科学专家在这一体系中更多要承担的是，利用科学、扎实的数据研究社会现状、社会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三结合模式”其本质是要建立一个严密的网络舆情工作体系，在专家与数据间、专家与网络舆情分析师间建立顺畅的沟通渠道，这样才能建立一个有机的整体。
通过实践摸索，关于建设新疆互联网舆情监测体系初步形成了以下几个想法。
建立畅通的数据流通制度和途径。要想彻底解决舆情数据与专家脱离的问题，建立网络舆情工作体系和制度是唯一路径。一些第三方舆情数据监测室先行先试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舆情监测数据做得较好的是“中青舆情监测室”，定期向公众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的舆情监测数据。新疆互联网舆情监测体系建成后也要建立分级舆情数据制度，一方面要注重分级别建立数据库和分级别舆情数据，另一方面各级别舆情数据库要注重建设方便快捷的舆情数据查询渠道。只要在规定的级别内，就能够方便快捷地看到相应的舆情监测数据。舆情变化瞬息万变，数据的时效性对研究者来说尤为重要。舆情危机出现时，没有第一时间数据支持，就得不出最快的预警报告，就无法进行提前疏导和准备，无法真正将危机处置环节提前。
培养互联网舆情监测师。优秀的舆情监测师是舆情监测的真正灵魂，这一步一定要走在前。舆情监测师要包括两部分人员，一部分为专业互联网数据搜集、分类、统计的技术人员，另一部分为具备较高社会科学素养和科研经验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培养数据搜集、分类、统计的专业技术人员，能够为互联网舆情监测提供良好的技术保障。培养社会科学研究者具备一定互联网舆情数据搜集、分类、统计技术，能够使他们更好地参与互联网舆情监测活动中，使互联网舆情数据的收集、分类、统计更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需要。只有将这两类专业人员最大程度的结合，才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互联网舆情监测体系，才能真正提高目前新疆互联网舆情监测、分析的时效性和科学性。在这两类人才的培养中，尤其要注重青年舆情分析师和少数民族舆情分析师的培养的。首先，青年人的计算机和互联网应用技术普遍要高于中老年人，而这些应用技术在互联网舆情监测中是必不可少的操作技能。其次，互联网舆情更多反映的是青年人的观点、意识形态，青年舆情分析师本身就是其中一员，具有天然的分析研究优势。第三，新疆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培养少数民族舆情分析师的意义不言而喻。他们的民族语言文字优势，以及他们与生俱来的对本民族事物的独特理解和把握，是其他民族人群所不能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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