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研究背景：电源是人们生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但当电网出现特殊状况，当地电网系统管理部门一般选用传统的“统一调度和分级管理”处理原则，而在这样的处理原则下，相关电网调度员要面对大量的信息和事故处理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成功者故事【五篇】,供大家参考。
成功者的故事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多源数据融合；
自动识别；
风险控制
一、概述
项目研究背景：电源是人们生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但当电网出现特殊状况，当地电网系统管理部门一般选用传统的“统一调度和分级管理”处理原则，而在这样的处理原则下，相关电网调度员要面对大量的信息和事故处理工作，同时要对产生异常的信息进行收集和统计。而收集和统计信息的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步骤，一是对事故发生等级进行识别，已反馈给指挥中心启动相应级别的预案措施；
二是对电网发生状况后影响的范围进行准确定位，以针对性的快速恢复当地电网。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缺乏相关的科技协助，往往造成事故等级识别错误或事发地点定位错误，这就严重影响了事故处理速度。同时，国务院了新的供电法规，要求各省电网中心以客户为中心，启用一体化的系统进行供电管理。在这样的背景下，采用多源数据融合的配用电侧故障事件等级自动识别系统就显得尤其重要。笔者结合自身经验，简要浅谈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配用电侧故障事件等级自动识别及风险控制体系构成。
二、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配用电侧故障事件等级自动识别及风险控制系统
（一）系统结构
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配用电侧故障事件等级自动识别及风险控制系统是一款借助多项科技的软件系统，该软件主要包括7个层面，整个系统包含的结构框架如下：图1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配用电侧故障事件等级自动识别及风险控制系统构架本文主要探讨图1框架中上两层系统，在现有的基础上添加主网故障监视、损失负荷等系统，这几个添加的新系统结合用电调度系统已经集成的用户信息，实现配用电侧故障事件等级自动识别、故障点专题自动生成、故障后电网薄弱环节自动识别、故障事件快速恢复辅助策略等应用功能，并应用可视化技术手段实现电网故障事件的可是视化全景展示。
（二）系统各部分功能
以上我们展示了“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配用电侧故障事件等级自动识别及风险控制系统”的整个框架结构，以下就主要对故障事件等级自动识别、故障后电网薄弱环节识别、故障快速恢复辅助决策、电网故障事件全景可视化展示等四个部分的功能进行介绍。（1）故障事件等级自动识别：该部分包含的功能主要有主网故障监视、配网故障监视。而这两个监视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计算损失负荷、分析故障影响用户、构建事故评价库以及对事件进行定级。（2）故障后电网薄弱环节识别：该部分包含了主网故障诊断和配网故障诊断功能，这两个功能下又包含了自动图片推送、分析故障后静态安全、分析重要用户供电可靠性以及故障后电网薄弱环节识别功能。（3）故障快速恢复辅助决策：该分部包含的主要功能有主网故障恢复策略、配网故障恢复策略、主配协同大面积停电恢复策略、基于多目标的故障恢复策略排序以及故障事件快速恢复辅助决策。（4）电网故障事件全景可视化展示：该部分的功能主要是对故障事件等级、影响到的重要用户、主配网故障影响的范围自动生成图片，以实现全景可视化。
（三）各系统获取数据的方式
（1）调度自动化系统主要通过主网故障监视、故障后静态安全分析和故障恢复信息等三个部分采用E文件方式传输获取数据的。（2）配网自动化系统主要通过E方式传送获取运行数据、故障监视及故障恢复信息。（3）用电调度系统主要获取主配网模型，重要、中低压用户信息，用户两侧信息等数据。（4）其他系统。其他系统获取的数据主要包括事故导致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设备故障损坏等数据
（四）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故障事件等级自动识别功能实现过程
该功能的实现过程发生在故障发生后跳闸时，当故障一旦发生，系统就会迅速的分析各部位损失的负荷、损失的重要和中低级用户以及相关用户的数据，并迅速对故障进行定级。以下对各部分功能自动识别过程作详细介绍。（1）主网故障监视该功能是通过EMS平台实现的，主要对变电压失压、10KV站内母线失压等单一设备故障至大面积停电等复杂电网故障进行监视，并且支持手动模拟。（2）主网故障损失负荷计算该功能的也是通过EMS平台实现，主要计算故障瞬间损失的负荷、备自投动作恢复负荷以及用户自身原因减少的负荷。（3）配网故障监视配网故障监视通过DMS平台实现，它主要监视配网故障信息和输出信息。前者包含断路器跳闸、分支线跳闸以及配网两侧故障信息等。后者包括某开关跳闸、动作设备集、故障后影像设备集等。（4）配网故障损失负荷计算该功能的实现通过用电调度系统实现，主要计算故障影响的用户最近的计量断面数值和用户自身应急电源恢复负荷。两者相减就得到配网故障损失负荷。（5）故障影响用户分析该功能的实现也是通过用电调度系统实现，主要分析故障影响的用户数量、影响重要和一般用户比例以及影响用户中敏感的用户。（6）事故评级库构建该功能通过用电调度系统实现，主要包括电网安全、损失负荷、影响用户等多维度构建。（7）事故定级该功能也是通过用电调度系统实现的，在基于事故评级库的基础上，实现对事故评价定级。
（五）故障后电网薄弱环节自动识别
故障发生后该功能主要对电网中的薄弱环节进行自动识别，而它的识别过程主要通过主网故障诊断、配网故障诊断、自动成图推送、故障后静态安全分析、重要用户供电可靠性分析、故障后电网薄弱环节识别等六个功能实现的。
（六）基于多源数据的故障事件快速恢复辅助决策
该功能的实现主要在故障发生后结合电网薄弱环节的识别结果，针对性的生成应急处理恢复电源策略。而应急处理恢复电源策略根据每个分部的不同，又分为以下几个策略：主网故障恢复策略、配网故障恢复策略、主配协同故障恢复策略、基于多目标的故障恢复策略、故障事件快速恢复决策等。（七）电网故障事件的可视化全景展示该功能的实现是基于故障监视和诊断分析结果实现事故事件的生成，在各功能的协助下，实现自动成图展示。而电网故障事件的可视化全景展示主要包含三大部分，一是事故事件生成；
二是电网故障事件全景可视化；
三是故障影响范围自动成图调用。
三、结语
成功者的故事范文第2篇
然而,作为一门学科,叙事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大背景下,同时受俄国形式主义影响才得以正式确立。它“研究所有形式叙事中的共同叙事特征和个体差异特征,旨在描述控制叙事(及叙事过程)中与叙事相关的规则系统”[5](P3)。
虽然叙事学确立只有短短不到半个世纪,但叙事学的研究范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移:从关注故事/话语的经典叙事学转移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多元叙事学。应该看到,不同研究范式中同时存在着研究层面和研究方法的显着差别。为方便论述,我们将经典叙事研究范式分为以故事为对象的研究层面和以话语为对象的研究层面。
一、以故事为对象的研究层面
俄国形式主义区分了叙事作品中的“情节”(sjuzet)和“故事”(fabula),大致相当于叙事学中区分的话语(discourse)和故事(story)。早期叙事学家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选择“故事”作为叙事学的研究对象。事实上,托多罗夫首次提出叙事学一词时,给"Narratology"的定义是:
叙事学:关于叙事结构的理论。为了发现结构或描写结构,叙事学研究者将叙事现象分解成组件,然后努力确定它们的功能和相互关系。[6]
很明显,这一定义带有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其重心在于确定叙事中的行为,然后描写行为的功能和序列关系,以便从中找到支配叙事的结构。
托多罗夫之前,法国人类学家兼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L.Strauss)对神话进行研究之后,发现在浩如烟海的神话底下隐藏着某些永恒的普遍结构,任何特定的神话都可以被浓缩成这些结构,这就是叙事中所谓的“深层结构”,其中的变项是一些普遍的文化对立(如生/死、天堂/尘世等)和处于这些对立项之间的象征符号。在不同的文化中,这些深层结构将演变出具有不同价值的表层结构。[7]可以看出,作为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并不关心叙事序列,他关心的重点是赋予神话意义的结构模式。[8](P59)与之相反,俄国形式主义者普罗普(Propp)依据对俄罗斯民间故事的研究,对事件的功能进行了明确分类,同时提出与这些功能相对应的人物类型。格雷马斯(Greimas)继承并发展了普罗普的分析模式。他将后者对民间故事的分析方法扩展到所有叙事,提出与行动相关的三对共六种“行动元”概念,即:与愿望、探求和目标相对应的主体和客体;与交流相对应的发送者和接收者;与辅助支持或阻碍相对应的帮助者和阻挠者。同时,格雷马斯压缩了普罗普提出的功能种类,并将它们归入三种序列结构:契约型结构、完成型结构和离合型结构。如契约型结构中,叙事可能采取两种模式来进行:
契约——违背契约——惩罚
缺乏契约(秩序)——重建契约(秩序)[8](P59)
并非所有叙事学者都认同上面的分析模式,比如布雷蒙(Bremond)认为格雷马斯关于叙事序列的分析不能囊括所有叙事现象。他在肯定普罗普的功能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叙事的基本序列由下列三个功能组合而成:
1)表示可能发生变化的功能;
2)表示是否实施这种变化的功能;
3)表示变化是否实现的功能。
由这三个功能组成的基本序列互相结合产生复合序列,布雷蒙列举了“首尾接续式”、“中间包含式”和“左右并连式”等几种常见类型。[9]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区分了“核心”和“催化”两种功能,核心功能以其依据的行为为故事“打开或结束一个未定局面”,而催化功能表示的行为则只起连接作用。[10]
托多罗夫综合各家论述,借用语言学中的关键术语,对最小叙事单元、序列和文本进行了描述。他认为,叙事中的最小单位是一些基本命题,可以是表示行动元的命题,如:“X是国王”,也可以是表示动作的命题,如“X娶了Y”。五个命题构成一个序列:表示初始平衡的命题——表示外力侵入的命题——表示失去平衡的命题——表示恢复平衡力量的命题——表示新平衡的命题。而序列按照嵌入、接续、交替等方式结合起来就构成完整的叙事文本。[8](PP60-61)
总之,以故事为对象的研究层面下,叙事中的行为因素受到高度关注,而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对人物和叙事文本意义的研究,同时由于叙事学仍在初创之中,所以大量地借鉴了语言学中的术语和概念,如行动、功能、序列、结构、语法等。按照这一思路进行叙事分析,首先需要在某特定叙事或某类叙事中寻找出深层结构(可能是二项对立的结构,也可能是其他类型的结构),然后确定体现这一结构的行为,将行为按功能进行分类,同时也对完成功能的人物进行归类,再分析功能的系列结构,最后在文本的高度上分析这些基本序列的组合方式。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叙事学家都声称要找到适用于所有叙事的普遍语法,但在实践中,将他们的方法用于分析单个叙事或某类叙事(如民间故事、侦探故事、狄更斯叙事等),往往能够得到更为有效、也更令人信服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托多罗夫还是罗兰·巴特,后来都改变了最初的研究方向,从对故事语法的研究分别转向叙事的文化层面和符号层面研究。有些批评家,如范·迪克认为,故事中的诸活动之间存在由社会习俗决定的秩序,所以很多动作序列实际上是受惯例支配的:如出发意味着返回;许诺意味着去完成它们的意向等。因此,他们建议“把叙事作为行为哲学和话语分析这些更广阔的领域中的一个特殊区域”,这样叙事才能获得更好的研究[11]。应该说,这为以故事为中心的叙事学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二、以话语为对象的研究层面
只在故事层面进行叙事研究有很多缺陷,尤其不能解释“同样一组行动可以用不同方法来叙述”这一事实,使叙事学家开始关注叙事的话语层面,即故事的表述方式,主要包括叙事时态、时间、语态、语式、人物描写、人物话语表达方式等。这一研究范式的代表人物包括(后期的)托多罗夫、热拉尔·热奈特(G.Genette)、查特曼(Chatman)、普林斯(G.Prince)等。
经典叙事学对时态和时间的研究通过对照它们在故事和话语中的不同表现形式来进行,从而确定话语在何种程度上对故事进行了“变异”处理,以及这样处理带来的效果。叙事时态分现在时和过去时两种,现在时态又分故事现在时和话语现在时。根据话语和故事之间的时态关系,可将叙述分为三类:回顾叙述、同步叙述、预示叙述,而这三类叙述都有各自不同的时态、体式和情态系统。[12]
对时间的考察分三个子系统:时序、时距和频率。如果叙事话语中的时序与故事中的时序不同,则说明话语中出现了“时间倒错”现象,如倒叙、预叙、中间叙等。故事时距和话语时距的关系可能体现为:等距(如对话体的场景叙事)、故事时距大于话语时距(如概述或全景式叙事、省略或停顿)以及故事时距小于话语时距(比较少见,主要用于主观心理叙事)。频率用来比较故事发生的次数和话语中发生的次数,分单一叙述(故事中发生n次,话语中也讲述n次)、重复叙述(故事中发生一次,话语中讲述n次)、反复叙述(故事中发生n次,话语中讲述一次)。[13](PP125-126)
语态和语式也是从语言学中借用的概念,分别解决叙事中谁说和谁看的问题。语态研究中的关键术语是叙述者,指叙事话语的发出者(或“声音”)。叙述者可以在叙事中表明身份,也可以隐藏身份;叙述者若出现在叙事行动中,该叙事为同故事叙事(如很多第一人称叙事),若没有出现在叙事行动中,该叙事为异故事叙事(如很多第三人称叙事)。在第一人称叙事中,通常出现两个“自我”:叙事自我和经验自我,两者常常交互作用以完成叙事功能。[14]
“声音”本指叙述者的声音,但在巴赫金的影响下,叙事学者将这个概念扩大至包括叙事文本产生的所有声音,包括文本内声音(叙述者声音及人物声音)和文本外声音(指作者的声音),并进一步探讨各种声音的辨认及产生的复调效果。[15](P45)
苏姗·兰瑟(Susan Lanser)将声音作为“意识形态的表达形式”,探讨叙述声音和女性作家写作的关系[16];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则将声音看成是叙事“为达到特殊效果而采取的(修辞)手段”,探讨声音在叙事交流中所起的作用[17]。这些研究都继承并突破了经典叙事学中“声音”的范畴。
成功者的故事范文第3篇
然而，作为一门学科，叙事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大背景下，同时受俄国形式主义影响才得以正式确立。它“研究所有形式叙事中的共同叙事特征和个体差异特征，旨在描述控制叙事（及叙事过程）中与叙事相关的规则系统”[5](P3)。
虽然叙事学确立只有短短不到半个世纪，但叙事学的研究范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移：从关注故事／话语的经典叙事学转移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多元叙事学。应该看到，不同研究范式中同时存在着研究层面和研究方法的显著差别。为方便论述，我们将经典叙事研究范式分为以故事为对象的研究层面和以话语为对象的研究层面。
一、以故事为对象的研究层面
俄国形式主义区分了叙事作品中的“情节”(sjuzet)和“故事”(fabula)，大致相当于叙事学中区分的话语(discourse)和故事(story)。早期叙事学家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选择“故事”作为叙事学的研究对象。事实上，托多罗夫首次提出叙事学一词时，给"Narratology"的定义是：
叙事学：关于叙事结构的理论。为了发现结构或描写结构，叙事学研究者将叙事现象分解成组件，然后努力确定它们的功能和相互关系。[6]
很明显，这一定义带有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其重心在于确定叙事中的行为，然后描写行为的功能和序列关系，以便从中找到支配叙事的结构。
托多罗夫之前，法国人类学家兼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L.Strauss)对神话进行研究之后，发现在浩如烟海的神话底下隐藏着某些永恒的普遍结构，任何特定的神话都可以被浓缩成这些结构，这就是叙事中所谓的“深层结构”，其中的变项是一些普遍的文化对立（如生／死、天堂／尘世等）和处于这些对立项之间的象征符号。在不同的文化中，这些深层结构将演变出具有不同价值的表层结构。[7]可以看出，作为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并不关心叙事序列，他关心的重点是赋予神话意义的结构模式。[8](P59)与之相反，俄国形式主义者普罗普(Propp)依据对俄罗斯民间故事的研究，对事件的功能进行了明确分类，同时提出与这些功能相对应的人物类型。格雷马斯(Greimas)继承并发展了普罗普的分析模式。他将后者对民间故事的分析方法扩展到所有叙事，提出与行动相关的三对共六种“行动元”概念，即：与愿望、探求和目标相对应的主体和客体；
与交流相对应的发送者和接收者；
与辅助支持或阻碍相对应的帮助者和阻挠者。同时，格雷马斯压缩了普罗普提出的功能种类，并将它们归入三种序列结构：契约型结构、完成型结构和离合型结构。如契约型结构中，叙事可能采取两种模式来进行：
契约——违背契约——惩罚
缺乏契约（秩序）——重建契约（秩序)[8](P59)
并非所有叙事学者都认同上面的分析模式，比如布雷蒙(Bremond)认为格雷马斯关于叙事序列的分析不能囊括所有叙事现象。他在肯定普罗普的功能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叙事的基本序列由下列三个功能组合而成：
1)表示可能发生变化的功能；
2)表示是否实施这种变化的功能；
3)表示变化是否实现的功能。
由这三个功能组成的基本序列互相结合产生复合序列，布雷蒙列举了“首尾接续式”、“中间包含式”和“左右并连式”等几种常见类型。[9]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区分了“核心”和“催化”两种功能，核心功能以其依据的行为为故事“打开或结束一个未定局面”，而催化功能表示的行为则只起连接作用。[10]
托多罗夫综合各家论述，借用语言学中的关键术语，对最小叙事单元、序列和文本进行了描述。他认为，叙事中的最小单位是一些基本命题，可以是表示行动元的命题，如：“X是国王”，也可以是表示动作的命题，如“X娶了Y”。五个命题构成一个序列：表示初始平衡的命题——表示外力侵入的命题——表示失去平衡的命题——表示恢复平衡力量的命题——表示新平衡的命题。而序列按照嵌入、接续、交替等方式结合起来就构成完整的叙事文本。[8](PP60-61)
总之，以故事为对象的研究层面下，叙事中的行为因素受到高度关注，而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对人物和叙事文本意义的研究，同时由于叙事学仍在初创之中，所以大量地借鉴了语言学中的术语和概念，如行动、功能、序列、结构、语法等。按照这一思路进行叙事分析，首先需要在某特定叙事或某类叙事中寻找出深层结构（可能是二项对立的结构，也可能是其他类型的结构），然后确定体现这一结构的行为，将行为按功能进行分类，同时也对完成功能的人物进行归类，再分析功能的系列结构，最后在文本的高度上分析这些基本序列的组合方式。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叙事学家都声称要找到适用于所有叙事的普遍语法，但在实践中，将他们的方法用于分析单个叙事或某类叙事（如民间故事、侦探故事、狄更斯叙事等），往往能够得到更为有效、也更令人信服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托多罗夫还是罗兰·巴特，后来都改变了最初的研究方向，从对故事语法的研究分别转向叙事的文化层面和符号层面研究。有些批评家，如范·迪克认为，故事中的诸活动之间存在由社会习俗决定的秩序，所以很多动作序列实际上是受惯例支配的：如出发意味着返回；
许诺意味着去完成它们的意向等。因此，他们建议“把叙事作为行为哲学和话语分析这些更广阔的领域中的一个特殊区域”，这样叙事才能获得更好的研究[11]。应该说，这为以故事为中心的叙事学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二、以话语为对象的研究层面
只在故事层面进行叙事研究有很多缺陷，尤其不能解释“同样一组行动可以用不同方法来叙述”这一事实，使叙事学家开始关注叙事的话语层面，即故事的表述方式，主要包括叙事时态、时间、语态、语式、人物描写、人物话语表达方式等。这一研究范式的代表人物包括（后期的）托多罗夫、热拉尔·热奈特(G.Genette)、查特曼(Chatman)、普林斯(G.Prince)等。
经典叙事学对时态和时间的研究通过对照它们在故事和话语中的不同表现形式来进行，从而确定话语在何种程度上对故事进行了“变异”处理，以及这样处理带来的效果。叙事时态分现在时和过去时两种，现在时态又分故事现在时和话语现在时。根据话语和故事之间的时态关系，可将叙述分为三类：回顾叙述、同步叙述、预示叙述，而这三类叙述都有各自不同的时态、体式和情态系统。[12]
对时间的考察分三个子系统：时序、时距和频率。如果叙事话语中的时序与故事中的时序不同，则说明话语中出现了“时间倒错”现象，如倒叙、预叙、中间叙等。故事时距和话语时距的关系可能体现为：等距（如对话体的场景叙事）、故事时距大于话语时距（如概述或全景式叙事、省略或停顿）以及故事时距小于话语时距（比较少见，主要用于主观心理叙事）。频率用来比较故事发生的次数和话语中发生的次数，分单一叙述（故事中发生n次，话语中也讲述n次）、重复叙述（故事中发生一次，话语中讲述n次）、反复叙述（故事中发生n次，话语中讲述一次）。[13](PP125-126)
语态和语式也是从语言学中借用的概念，分别解决叙事中谁说和谁看的问题。语态研究中的关键术语是叙述者，指叙事话语的发出者（或“声音”）。叙述者可以在叙事中表明身份，也可以隐藏身份；
叙述者若出现在叙事行动中，该叙事为同故事叙事（如很多第一人称叙事），若没有出现在叙事行动中，该叙事为异故事叙事（如很多第三人称叙事）。在第一人称叙事中，通常出现两个“自我”：叙事自我和经验自我，两者常常交互作用以完成叙事功能。[14]
“声音”本指叙述者的声音，但在巴赫金的影响下，叙事学者将这个概念扩大至包括叙事文本产生的所有声音，包括文本内声音（叙述者声音及人物声音）和文本外声音（指作者的声音），并进一步探讨各种声音的辨认及产生的复调效果。[15](P45)
苏姗·兰瑟(Susan Lanser)将声音作为“意识形态的表达形式”，探讨叙述声音和女性作家写作的关系[16]；
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则将声音看成是叙事“为达到特殊效果而采取的（修辞）手段”，探讨声音在叙事交流中所起的作用[17]。这些研究都继承并突破了经典叙事学中“声音”的范畴。
语式用来描述叙事信息调节，热奈特区分了两种调节方式，即距离控制（即叙事信息数量控制）和投影控制（即叙事角度控制）。这儿的关键术语是聚焦者，指充当叙事视角的眼光。叙事可以采取叙述者聚焦（如全知型三人称叙事），也可以采取人物聚焦（如一人称叙事或三人称有限视角叙事）。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叙事都混合采用两种聚焦方式。[15](P57)热奈特在分析叙事聚焦之后进一步指出，选择了某类叙事聚焦，也就选择了信息数量和叙事角度，因为特定的聚焦只能感知到某些信息，如果叙事超越了这些信息，则被视为“视角越界”。但他同时指出，很多情况下视角越界并不影响读者的阅读和判断，读者的认知策略可以帮助他们合理地排除这些越界可能带来的阅读困难。[13](PP143-147)
另一位颇有影响的叙事学家(Franz K.Stanzel)则没有区分语态和语式，而是提出了一个“叙事情景”的概念。斯坦泽尔将叙事情景分为三种：第一人称的叙事情景、叙述者的叙述情景，人物的叙述情景，并描述了每一叙述情景中的典型特征，包括叙述者的参与程度、距离、知晓范围、目的、可靠性、声音和聚焦情况等。[18]
叙事中人物描写可以由叙述者或人物来完成；
可以直接描写，可以间接描写；
可以自我描写，可以由他人描写；
可以在公开场合下描写，也可在私下描写等。但每一种描写的可靠程度并不相同。另外，叙述者（作为作者虚构的主体之一）在叙事中体现出来的特征也受到了高度关注，尤其是叙述者的可靠性和叙事意识。可靠的叙述者让读者相信并接受他对事件的报道、理解和评价，不可靠叙述者则由于知识的缺乏、对事件参与不足或有问题的价值判断系统，让读者对其报道、理解和评价产生怀疑。叙事意识是指叙述者进行叙事时的心理状态。[19]
热奈特根据叙述者的干预程度对人物话语和思想的不同表达方式进行了区分：叙述体（叙述者行使最大干预）、间接体（叙述者实施部分干预）、直接体（叙述者实施最小干预），同时在间接体别分析了自由间接体，在直接体中分析了自由直接体。[13](PP125-128)同样，对人物意识的表达方式也有心理叙述方式、戏剧独白、内心独白、思维风格等几种。[15](PP92-95)
以上的分析其实已经表明，把叙事作为话语进行研究的范式也包含对故事的研究，只不过研究重心不在于对故事行动功能及序列进行描写。而在于故事转化为话语中的种种方式，属于俄国形式主义所谓“技巧”范畴，从而使研究成果更贴近文本现实，在批评实践中也更具操作性，缺陷是研究总停留在形式描写层面上，缺乏对叙事运作机制更全面的探讨。
三、整合、开放的研究范式
将经典叙事学中的两种研究范式进行有机整合，是近年来叙事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米克·巴尔(M.Bal)、查特曼、普林斯等。经过整合，叙事学家试图重建完整的“叙事语法”，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句法（由一套有限的规则生成所有故事的宏观和微观结构）；
语义（对这些结构进行阐释，包括叙事内容的宏观和微观结构）；
话语（结合上述结构，由另一套有限的规则来解释叙事话语，如叙述时序、叙述速度、叙述者干预等）；
语用（影响前三部分分析进程的认知和交际因素）。[5](P7)可以看出，整合后的叙事研究范式有如下几个重要变化：
1.从“静态”走向“动态”。无论是列维-斯特劳斯还是普罗普，以及早期的叙事研究都忽视了叙事的“句法”层面，热衷于分析故事的最小单元及其功能（普罗普甚至强调叙事中各功能事件的序列是固定不变的），而没有关注故事中各因素的动态配置规律，所以他们的研究无法解释推动叙事进程的动力所在。整合后的模式则注重研究故事中的动态因素。如帕维(Pavel)在情节的研究中，既突出了事件和转化的重要性，又勾勒了情节中的动力、张力和阻抗因素。[20]还有研究者从叙述者对叙事信息的控制出发，研究读者在将话语还原成故事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断点”现象，再结合认知学相关理论，探讨这些“断点”对读者确定事件功能的影响，这等于强调了“功能”的动态性。[21]
2.从“规则”走向“语境”。经典叙事学从结构主义发展而来，宗旨是将叙事研究系统化和“科学”化，客观上使其难以与语用、语境融合。但近年来由于社会语言学不断强调语境的重要性，叙事学界也越来越倾向于将叙事看成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产品。“……从文本中心模式或形式模式转到形式与功能并重的模式，即既重视故事的文本，也重视故事的语境。”[22](P8)也就是说，叙事研究不应只注重形式，还应该注重叙事形式与叙事阐释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如叙述者与事件的位置推断、叙述者的可靠性推断、哪些主题在故事中处于优先地位的推断、哪些叙事结构可能引起不同性别的特殊反应，以及读者如何回应叙事技巧再现出的价值观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依靠规则的描述，而是依靠对作者、叙述者、文本、读者之间的语境关系的分析和判断。
3.从“作者”走向“读者”。经典叙事学在进行形式描述时，常常预设了叙事的意义，如普罗普给“功能”的定义（功能是人物的一种行为，由它对行动进程所具有的意义来界定）中，就预设了作者赋予叙事的意义，其结果是，对形式进行预先阐释后再对形式进行描述。整合研究模式也研究叙事的形式，但将其放在读者的阅读语境中，叙事形式的意义只有在读者的阐释框架中才能体现出意义，从而将叙事意义的确定权交给了读者。[22](P12-13)
叙事学不断从其他研究领域汲取养分，同时丰富其他研究领域，从而形成了众多的跨学科叙事学分支，成为近年来叙事学研究的一大景观，使叙事学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数变成复数。美国知名的叙事学者杰恩(M.Jahn)评价道，今天的叙事学“是‘叙事学＋X’的研究模式”，这里的"X"无论是女性主义还是性别研究，是文化研究还是后殖民研究，他觉得“都很有研究价值”[15]。
事实上，“后经典”叙事学延伸出的分支远不止杰思所述。综合已有资料，可以举其要者如下：心理分析叙事学、历史纪撰叙事学、可然世界叙事学、法律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认知叙事学、后现代主义叙事学、修辞叙事学及文化叙事学等。复数叙事学强调该学科的开放性，尤其是与语言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和语用学等学科的对接。
四、国内叙事学研究现状
不久前，笔者对近三年中国叙事学研究状况进行了统计研究，结果发现，从1999～2002年，国内重点文学评论刊物上刊登的叙述学研究文章数量呈明显上升之势，其中2001年比2000年增长了50%，而2002年上半年比2001年同期增长了近100%，这说明中国叙事学研究的热情正在逐渐高涨。但研究中笔者也发现了目前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
1.理论研究角度不新，国外理论介绍范围不广。理论研究的选材范围基本上还处于经典叙事学的范畴，如对话语／故事、叙述者的研究；
对国外叙事理论的介绍数量相当有限，没有覆盖叙事学的最新发展方向。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叙事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难以形成方法论，导致从事叙事批评实践的研究人员不能跟上国外最新发展，使叙事批评实践不能走向深入。最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时期甚至没有出版国外叙事学研究的最新译著（直到2002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才翻译出版了一套《新叙事理论译丛》（注：本套丛书由申丹主编，从解构主义叙事理论、女性主义叙事理论、修辞性叙事理论、后现代叙事理论和跨学科叙事理论等5个方面介绍了国外叙事学研究的最新方向。）），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经典叙事学的翻译引进和评介热潮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2.叙事批评实践中，研究范式过度集中在叙事话语方面（80%以上），其中又以叙述者、叙述视角、叙述人称和叙述时间的研究为主，对叙事话语中叙述声音、叙事层次、叙述接收者等方面的研究较少。鲜有将叙事话语和故事结合并提炼出有效叙事规律的研究；
同时研究角度不深，常常浅尝辄止，没有将语境真正纳入到文本解读中。如认为通过论证《简·爱》中使用了女性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就可以与女权主义结合起来[23]，而没有考虑通过这种方式传达出来的声音，或这种女性叙述方式与当时的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的相互作用来表现作者“对社会主体意识进行了反叛和解构”，使论述显得极其仓促而缺乏深度。同时，这一时期的叙事批评实践还缺乏对“亚文类”、不同时代小说及不同作家小说（如侦探小说、浪漫小说、古代小说、现代小说、后现代小说、狄更斯小说等）叙事共性的研究，而多从一文出发，将叙事研究变成了单纯的文学技巧欣赏。
总之，尽管过去三年中国叙事学的研究数量并不少，但由于缺乏与国外最新研究模式的有效呼应，使我们的研究范式显得陈旧，研究角度显得狭窄，这种形势使引进和研究国外最新叙事理论的工作变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收稿日期：2002-09-11
【参考文献】
[1] 殷企平等.英国小说批评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78.
[2] Henry,J.The Art of Fiction[M].朱雯等译.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3] Forster,E.M.Aspects of the Novel[M].Florida:Hartcourt,Inc.,1985.35-43.
[4] Sehorer,M.Technique as discovery[A].In Yan Zhongzhi(ed.).Selected Readings in 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C].Chongqing: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Press,1997.26-40.
[5] Prince,G.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M].Nebraska: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7.
[6] Todorov,T.Grammaire du Décameron[M].Mouton:The Hague,1969.69.
[7] Levi-Strauss,C.The structure study of myth[A].In Structural Anthropology[C].New York:Anchor,1955.
[8] Selden,R.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M].Kentucky: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6.
[9] 布雷蒙.叙事可能之逻辑[A].张寅德选编.叙事学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53-176.
[10] 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A].张寅德选编，叙事学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42.
[11] Van Dijk,T.Action,action description,and narrative[J].New Literary History,1975,(6):273-294.
[12] 玛戈琳.过去之事，现在之事，将来之事：时态、体式、情态和文学叙事的性质[A].马海良译.新叙事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89-113.
[13] Genette,G.Narrative Discourse[M].Trans.Jane E.Lewin.Oxford:Blackwell,1980.
[14]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23.
[15] Jahn,M.Poems,Plays,and Prose:A Guide to the Theory of Literary Genres[M].Cologne:University of Cologne,2002.
[16] Lanser,S. Fictions of Authority:Woma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17.
[17] Phelan,J.Narrative as Rhetoric:Technique,Audiences,Ethics,Ideology[M].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6.22.
[18] Stanzel,Franz K.A Theory of Narrative[M].trans.Charlotte Goedsch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19] Rimmon-Kenan,S.Narrative Fiction:Contemporary Poetics[M].London:Methuen,1983.100.
[20] Pavel,Thomas G.The Poetics of Plot:The Case of English Renaissance Drama[M].Manchester:Manchester UP,1985.
[21] 卡法勒诺斯.似知未知：叙事里的信息延宕和压制的认识论效果[A].马海良译.新叙事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35.
成功者的故事范文第4篇
关键词：趣味故事；
语文兴趣；
起；
承；
转；
合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乐”即在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在轻松和愉悦中接受语文知识。
然而北京某重点中学一位语文老师曾对高一新生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发现对语文学科感兴趣的不足10%。据上海市两次抽样调查显示，中学生对数理化课程注意力集中的占91%，而语文只占15%。针对这种情况，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显得特别重要。
北京理工大学的杨东平深刻指出：“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一言以蔽之，是人文价值，人文底蕴的流失，将充满人性之美，最具趣味的语文变成枯燥乏味的技艺之学，知识之学，乃至变成一种应试训练。”学生学习语文如此缺乏兴趣，怎能不影响语文教学水平的提高？所以，笔者认为，在语文教学中提升学习语文兴趣，应该是当前一个急迫的问题。
具体如何提升语文学习兴趣，方法多样，途径各异。笔者认为，巧用故事，不失为一种提升兴趣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根据教育心理学分析，从小孩到老人，几乎没有不喜欢故事的。因此， 如果语文教师善于把趣味故事巧妙运用于语文教学中，定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用趣味故事导入新课，开启课堂教学的“起”，从认知上呈现学习目标，情感上激发学习动机
人们常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课堂教学能否在开课前几分钟让学生了解学习目标，激发求知欲望，对上好一堂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用趣味故事导入可以说是诸多导入方法中一种较好的方法。
在教文言文时，故事性较强的文章可以编成小故事来导入。比如在教《黔之驴》时，可以编制“黔之驴”的故事；
在教《从百草原到三味书屋》时，可以讲讲长妈妈讲的美女蛇的故事；
在教《天上的街市》时，可以由牛郎织女的故事导入新课。当然这些故事，可以由老师讲，也可以由学生来讲。通过这些故事，让学生对教学内容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无疑诱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
二、用趣味故事介绍作者及写作背景，传承课堂教学的“承”，从认知上编码信息，情感上强化情感
“言为心声”，文学作品与作者的经历、生活体会、思想感情都息息相关，学生对作者与写作背景的了解将会直接影响其对文学作品的进一步认识。而且，很多学生都有极强的求知欲望，他们渴望了解作品背后的故事，特别是作家的故事。这些故事，当然有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作品，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望。
比如在学习孟子文章时，可以引入《孟母三迁》的故事，让学生知道，环境对人的成长的重要和成才的艰辛，从而更加珍惜我们今天的学习条件，更加努力付出。除了更好的理解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深入理解作品的内涵，自然地增强了学生情感因素。
再比如学习陶渊明的文章时，可以引入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在故事中，让学生更好的了解作者的人格魅力，体会作者在文章中体现出来的思想感情，同时也能更好的了解文章的风格，创作意图。
三、用趣味故事强化分析，渗透德育，转入课堂教学中的“转”，从认知上分析综合，情感上激活多种心理因素
在学习《成功》一文时，文中给出一个成功的公式：天资+勤奋+机遇=成功。为了让学生更好理解成功的这三个条件，可以在文章故事的基础上，再加上其它经典故事。比如在谈到勤奋时，加入贝多芬学钢琴的故事：贝多芬小时候弹钢琴专注时，手指在键盘上磨得滚烫。为长期弹下去，他在琴旁放一盆凉水，把手指浸在水中泡凉后接着弹，水撩在地板上积少成多，漏到楼下房东家里却浑然不知。或者张伯英的“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可见，人们做成功任何一件事都离不开勤奋这一起码的法则。在谈到天资这一条件时，加入《伤仲永》的故事，由此让学生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不努力则天资再高也毫无用处。
其实，用趣味故事强化分析的同时，也可以渗透德育。在《语文课程标准》（全日制义务教育）中对德育有这样的表述：
“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培养爱国主义感情、社会主义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吸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
可见，《语文课程标准》中对德育的内容有规定，并给予重视。作为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时应把语文智育与德育很好地结合起来，利用语文的学科性质可以更好的教育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语文对德育影响的潜能。比如在教都德的《最后一课》时，引入一些爱国故事，比如：“精忠报国”的爱国英雄岳飞，以《过零丁洋》明志的爱国将领文天祥的故事等。这些故事，不仅增强了他们语文学习的兴趣，还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
通过故事的引入，不仅保持了课堂的活跃性，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从认知上分析综合，情感上激活多种心理因素。
四、用趣味故事拓展延伸，引发思考，汇入课堂教学的“合”，从认知上总结规律，情感上引导迁移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母林斯基指出：“在学生脑力劳动中，摆在第一位的并不是背书，不是记住别人的思想，而是让学生本人进行思考，也就是说，进行生动的创造。”这告诉我们成功的教育要善于培养学生多角度思维的方法，包括发散思维和求异思维。发散思维要求从多方向、多角度、多途径地思考问题，它是为解决一个问题寻求多种思维方法的思维方式；
求异思维则从不同方向、不同角度、不同情景找出不同点。语文教学中刚好可以利用故事来训练学生的这两种能力。
比如学习《创造学思想录》时，曾出示这样两个小故事引发学生的思考：故事一：某一小学课堂，老师提问：“雪融化了是什么？”有学生回答：“春天。”老师摇头，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一个“水”字，并且要求学生记住这个标准答案。故事二：某一中学，老师说“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山茶花”，一学生举手发言，说鲜血不可能染红山茶花，并解释了花朵呈不同颜色的科学道理，但老师不认同。让学生谈自己对这两个故事的看法。学生大胆否定故事中老师的做法，并一致赞同学生的观点。可见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在于课堂的每一问，每一答。在教学中，类似的故事很多，通过这些故事，让学生在加深理解课文的基础上引发思考。达到认知上总结规律，情感上引导迁移的目的。
可以说，在语文教学中恰当的运用趣味故事，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让学生掌握所学知识，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让趣味故事，追溯语文学科的人文价值、人文底蕴，展示语文教学的人性之美、趣味之学，还语文课堂鲜活的生命力吧。
成功者的故事范文第5篇
熊猫是中国人的国宝，像颐和园的十二兽首，中国人欣赏自己的国宝，还要向老外掏银子，这是国人的杯具还是洗具呢？
不论是杯具还是洗具，功夫熊猫2肯定是赚了个盆满钵满。起码老外在掏中国人的银子方面的功夫值得我们国人研究和学习。
第一是塑造品牌故事的功夫。老外的奢侈品最爱讲品牌故事，中国的中华老字号最不会讲品牌故事。在功夫熊猫2中，阿宝的身世终于揭秘了，他不是鹅爸爸的儿子。这个故事编造的，虽然是很假，但很萌，很能赚取消费者同情的泪水。阿宝获得打败大恶人沈王爷的绝世武功就是靠这个品牌故事得来的。不得不佩服，一个虚幻的品牌故事，让消费者掉着眼泪买单，这是何等的功夫啊。
第二是讨目标消费者喜欢的功夫。功夫熊猫的目标核心消费者是孩子，大人是带孩子看，大人成了附带消费者，大人的更重要的作用是买单。在这个老少咸宜的片子里，功夫熊猫知道自己的目标核心消费者是孩子，所以极尽讨好孩子的功夫。从大人的眼光来看，功夫熊猫2存在着“硬伤”：人物塑造没有1丰满和立体，故事情节铺陈不够，为了好看，人为增加了很多酷炫的打斗场面。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当你的孩子说好看，当电影院内的小朋友都开心的笑了，大人的所谓人物、情节又算得了什么呢？就像脑白金，你可以骂功夫熊猫2，但你一定会带着自己的孩子义无反顾地奔向影院。
第三是内心平静（INNER PEACE）的功夫。这是阿宝在本集里获得盖世功夫的秘诀。这对家居建材终端的导购人员非常适用，不要做心急火燎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王婆，要做内心平静、能取得消费者信赖和认可的朋友和顾问。内心平静可以所向披靡，内心平静是最高境界的成交功夫。
第四是增加客单价的功夫。在热闹的影院里，与功夫熊猫2同期上映的还有老美的《加勒比海盗4》、《速度与激情5》。加勒比海盗4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搞的口碑越来越差；
速度与激情5来了个冷饭热炒，炒出了新花样，让消费者的肾上腺素急剧飙升。从这些续集来看，老美在一个提材上挖掘客单价功夫了得。据说，为纪念泰坦尼克号100周年的3D版也要重拍上市，消费者又要掏一遍银子。功夫熊猫2也不示弱，2D/3D/IMAX版同期上映。对消费者的成交金额=进店顾客数*成交率*客单价，客单价就是同一位顾客在同一个品牌身上消费总金额的大小。老美挖掘客单价的能力不言自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