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百家讲坛》被评为年度中国最具网络影响力的央视十大栏目之一，巧的是，在那年年底，钱文忠先生开讲《玄奘西游记》，直到今年春节开始热播的《钱文忠解读》，居然已经是先生第四次登上百家讲坛了。第一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钱文忠解读三字经【五篇】,供大家参考。
钱文忠解读三字经范文第1篇
2007年，《百家讲坛》被评为年度中国最具网络影响力的央视十大栏目之一，巧的是，在那年年底，钱文忠先生开讲《玄奘西游记》，直到今年春节开始热播的《钱文忠解读》，居然已经是先生第四次登上百家讲坛了。
第一次见到先生是在今年2月，杂志要做一期有关作家的专题，碰巧他在北京刚刚做完其讲座的同名图书――《钱文忠解读》的签售，辗转中联络到先生，也才有幸做得访问。
访谈的个把小时很快过去，先生只着随意一件墨绿色长袖抓绒T恤见客，却是风趣之外平添的几分亲和：从最近出版的新书，到自己的老师季羡林，再到对一支老式橡皮头铅笔的情有独钟，先生柴米油盐生活中的状态，开始在镁光灯的围攻下清晰起来。
其书: 有心
早在访谈之前便细细看过《解读》，最直观的感触即是用心：上到编辑加工下到印刷，无论装帧或校对，信手拈来的，都是出版社之于作者、读者的责任。从先生口中得知，考虑到《三字经》这一启蒙学题材，因更偏重于对孩童的接触认知，在印刷和出版上不仅采用优质纸张，更添加某些词条的基本义校注，为的是“尽量做到准确无误的解释。”先生如是说。
新书上市不过短短三周，随之而来的，便是喜忧参半的媒体围攻―― 一边是蝉联畅销书榜首的捷报，一边则是针对图书提出的众多质疑，“《三字经》里所谓三纲五常的迂腐陈旧思想，对于当代中国还有什么值得借鉴？”“难道解读仅仅是对于《三字经》的字面解释？”……质疑层出不穷，矛头直指先生和他所解读的《三字经》。
让笔者略感意外的，是先生面对四方批评时足够的宽容，“我更感谢这些愿意说出自己对于传统经典真正想法的读者和观众，正是他们的存在才让我的讲解有了意义，也才让《百家讲坛》能够有力量越做越精确。”先生说这番话时上身略略前探，加倍的专注，让人无法不去相信眼前一个正备受争议的人物，发自心底的真诚。
“《三字经》小时候背过，现在讲授时拿起来重读，的确有些个人感悟。但千万请别以为我讲它是在做启蒙者，其实我是在和大家一起，接受再启蒙。我们中国人普遍对这本童蒙读物的看法太轻率了，以为它就是给小孩子的，大了还读它干什么。这是误解。”
就在先生说完这番话时，突然想起去年10月那场轰轰烈烈的“莎士比亚戏剧季”，参演的8部莎剧，仅3部来自异域，却以最忠实原著的精准表演，还原了戏剧最原始的美感。这其实和百家讲坛策划的一系列经典阐释的节目相类似，我们总是热衷于对形式的翻新和对观念的探究，往往是适得其反，忽略了对于文本的理解，甚至熟知，而逐字逐句建立起我们对于经典的重新认识，钱文忠其实走在了前端。
其人: 有趣
先生研究的梵文巴利文方向虽说冷僻，也极少碰到能在同一语境酣畅对话的人，这却练就了先生健谈、风趣和极富亲和力的真性情，他能在早上和头头脑脑的领导们正襟危坐，照样也能在晚上和相识多年的老友下水摸鱼，外在的皮囊虽然多变，但未曾改变的是先生对于新鲜事物始终保持的童贞般的好奇心。
比起时尚、博学和富有，我更倾向于用有趣来形容眼前的先生，采访进行到一半，先生突然问一句，“你知道现在北京哪里还有卖带橡皮头的人民大会堂专用铅笔吗？”在场的人都被先生的“突然袭击”给蒙住了，连连摇头，谁知先生面色竟有些失落，“我上海的家里有很多，都是到处去搜集的，平时写字标注、做读书笔记，很好用。可惜了这个有意思的小玩意儿，以后估计很难再见到了。”
先生家里的藏书，六万多册，书房更是不局限于我们理解中的一间，而是整整一层。藏书多是精装版本，平时在复旦上完课，总会在附近的季风书店闲逛，同时保持着的日日买新书的习惯，也已经数十年有余。
而说起先生平日里的饮食起居，更可以用“传神”概括：尽管钻研佛业，却对吃喝并无忌讳：在四座皆食素、动辄便“有机、乐活”的人群里，先生对于荤素酒香更是来者不拒的豁达，“对于身体的调养，我更看重自然而为，想吃便吃想睡便睡，更不需要讲究什么忌讳和年龄，我现在的体力也很旺盛啊，即便是看一个晚上的书再搭一次早班飞机，我也并不觉得自己的精神受到多大影响。”
祖籍无锡的先生，身上还能看到整个钱氏家族之于自己成长过程中的印记，老派的绅士作风时刻保持自己强烈的存在感，小到一支限量版的钢笔，大到于众高僧面前讲佛念文时的泰然自若，无一不是对先生与生俱来的强大气场一次又一次的证明。
采访快要结束时已经是夜里了，先生准备穿衣出门，因为听自己的司机师傅讲到北京的“簋街”，听上去像是“鬼街”，便嚷嚷着一定要在离开前，去探个究竟。
其事: 有料
本以为有着江南血统的先生，对于喝酒诸事必定是头痛不已，聊完天也才知道，原来先生对于酒的爱好，并不亚于北方的豪爽大汉――有桌有酒有人，先生的饭便会吃的十分愉快，同时，先生还力图纠正我们“南方人根本不能喝酒”的观念，“其实真正的南方人喝酒是最厉害的，比如黄酒，典型的南方酒样，味道醇后劲大，一桌子人吃饭，一般都能喝掉十几斤的黄酒，照样稳当。”
除了好酒外，每每提到先生的介绍，总不忘一句“师从季羡林”，其实这一称呼对于先生而言是个尴尬的存在，既不能轻易将其拿去，更不能仰仗师傅的光芒开辟自己的学术道路，因此一言一行，比起旁人更多了几分妥帖和谨慎，为的便是筛去不明就里人士们的风言风语，而骨子里的先生，其实是个遵循传统的人，从自己在高中阶段开始和季老的渊源以来，二十余年的师生义祖孙情，早已经超越了常人能够理解的范畴。
而最近季老的书画、信件的不断丢失或流失，也一再激起了看上去温和儒雅的先生的义愤，“季老已写了全权委托书，让儿子季承找北大要家里的房门钥匙，但至今北大还不给。天底下有这道理吗？北大做出这件事情，很荒唐！而我作为曾经的北大学生，更多是觉得羞耻。”
访谈录：1989年时任职台湾五南图书公司，委请钱文忠教授为约稿代表，文忠兄才华及口才当年已锋锐扬溢，替五南约到不少好稿。时隔二十年透过明清兄再次访遇，聊及传统文化已渐根基深业成大师，对白更见精华，尤盼国学之门透过文忠兄解析能引大众，深入浅出喃喃上口，慧根开启思源不断。
书香: 从您的人生经历来讲，《三字经》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话让您很有感触的？
钱文忠: 这个问题很好，但是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回答。《三字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词解，传统文化的关键词对于我们来讲是什么呢？是我们生命的血液，我们是中国人，所以我们更传统。但是如果我们是美国人，或者在美国长大，他可能非常爱国，但是他接受的教育已经是美国化了，我们之所以认为我们是中国人，是因为我们共享一种文化，我们凭这个文化来认同。也许你的外貌让人看到感觉你是日本人，但是你一开口就知道你是中国人，这不仅是因为你说汉语，还因你的文化也是中国的。《三字经》每一句话就像我们身体中的血液，血液我们都知道，人没有血就死了，但是谁能够回答每一滴血的作用？血重要吗？重要，没有血我就死了。但是如果谁问我钱文忠你哪一滴血最重要？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了。所以《三字经》里每一句话就像我们身体里的每一滴血，所以它每一句话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三字经》进入我们体内很深很，真正深入多少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由细胞组成的，我们感觉不到我们的细胞存在，犹如基因，但是我们感觉不到基因的存在。
书香: 您觉得现在人对《三字经》最大的误解，经常是在什么方面？
钱文忠: 我觉得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觉得我熟悉，很熟悉；
第二个层面觉得我了解，完全了解。这是现代人对《三字经》最大的误解。要说《三字经》大家会觉得没有人不知道，你要说《论语》，大家会觉得有可能不知道。但是提起《三字经》没有人不知道，大家都觉得自己很熟悉，而且随口都会来两句，“人之初、性本善”，但是往下就不知道。我曾经问过很多朋友，每个人的社交圈子是有限制的，我的朋友基本上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毕业于名校，基本是学的人文，但是基本上背不上《三字经》十句。你说熟悉吗？不熟悉。
我讲的过程中也发现，这样的误解我不是说别人，我本人也有，我也许可以背多一点，当时我觉得《三字经》我也没有什么不懂的，但是准备讲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当时自以为是的，自以为理解的东西实际上不懂。我认为在《三字经》这个当中，没有启蒙和被启蒙，我觉得不存在这样的人，只有存在被启蒙者，我和大家一样，都是在接受《三字经》和它背后的传统文化的启蒙。所以我想最大的误解就是自以为熟悉，第二就是由之而来的自以为理解。
书香: 我觉得您讲《三字经》比“西游记”的时候平淡了一点，但是你讲《三字经》很稳健。
钱文忠：我的感觉正相反。因为讲西游记的时候，题目要比《三字经》小很多，加之多年的专业训练，我对这个问题的把握性也会比较强。但是讲到《三字经》我发现简直是浩如烟海。《三字经》最难的地方，和最要命的是深入浅出：表面很浅，但是背后蕴含的东西实在太多，所以你如何讲的大家喜闻乐见、老少皆宜？我只坚持一点：你讲的问题如果是真的明白了，你肯定能讲明白。如果不是这样，说明你没想明白，所以讲《三字经》的时候，我努力配得上它的深入和浅出，而在电视和图书里主要展示给观众读者们的主要是浅出，但是这个“浅”极难极难。过去有一些比喻，说好象有一潭水，有的水一眼看下去很浅，但是你跳下去几十米，里面的小鱼和石头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三字经》就是这样，你看得容易，但是你跳进去，你才发现它很深。
我讲出来，努力做到刚理解的孩子，四五岁的孩子愿意听，让孩子的父母也要听，让他觉得我跟孩子讲的有点问题。在电视机旁边，比如退休的老人，或者在安度晚年的七八十岁的老人突然想到自己的童年，我在有意识往这个方面努力，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做到了，但是我确实是有意识在努力。
书香:《三字经》为什么拿“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作为开头呢？
钱文忠: 实际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逻辑上是有矛盾的。但是我是这样解释，“人之初、性本善”这六个字在《三字经》的作者以前所有儒家大师的作品都没有注解，没有人讲“人之初、性本善”，孔子是不讲的，因为孔子碰到比较玄比较怪的东西都不讲，“人之初、性本善”基本上反映了《三字经》对人性的一种期望，期待，和一种盼望。其实如果天性都相同了，还教育什么？正因为《三字经》的普及，导致大家都认为“性相近，习相远”，但是和我们的日常经验是违背的，还有，如果“人之初、性本善”，那么还要有红绿灯吗？
“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话在儒家传统文化中没有依据，所以我把它认为是《三字经》的作者对于人性所抱有一种美好的愿望，是他的一种期盼和期待，这背后更多的是无奈。他先把美好的图景告诉大家，然后告诉大家“性相近，习相远”。这部书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价值一直被低估了。
书香: 听说您精通好多种语言，对学习语言有无特别的经验？
钱文忠: 季老曾经说过，学语言就是要最聪明的人，下最笨的功夫，简言之，就是必须背。
钱文忠《潜艇宣言》
一.当我们和其他人的FANS有冲突时，别忘了我们是潜艇，和钱老师一样，我们是有素质的一群；
二. 如果你是学生或从事某种事业时，别忘了我们是潜艇，和钱老师一样，我们是勤奋的一群；
三.当别人有困难或需要帮助时，别忘了我们是潜艇，和钱老师一样，我们是有爱心的一群；
四. 当我们的人生，事业，家庭，爱情等不顺利时，别忘了我们是潜艇，和钱老师一样，我们是坚强的一群；
五.当想到和某人的所谓“深仇大恨”时，别忘了我们是潜艇，和钱老师一样，我们是理智的一群；
六.当我们的家人年已老迈，别忘了我们是潜艇，和钱老师一样，我们是孝顺的一群；
七.当我们取得某些成绩时，别忘了我们是潜艇，和钱老师一样，我们是谦虚的一群。
钱文忠解读三字经范文第2篇
一个为国开疆拓土的大将军
作者：王纪卿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定价：58.00元
内容简介：美国的《新闻周刊》在2000年的时候评出了最近一千年全世界的40位智慧名人。其中，中国有三位：一位是，再一位是成吉思汗，第三位就是左宗棠。
该用什么字眼形容这个男人呢？头角峥嵘的神童？穷酸的倒插门女婿？风光的师爷或者落魄的通缉犯？个性张扬的湘军大帅？是官至极品高位，即现代国家官制下的总理？似乎什么都是又都不是，但每个名词却都曾是他生命的某一段时期的真实写照。左宗棠三个字，就是一段传奇。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忘记历史的人必定会重复历史，读史让人明智；
读左宗棠，必大彻大悟成大器。
《小猫杜威》
2009年一只温暖世界的猫咪故事
作者：（美）维特（Witter，B.）
译者：马爱农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定价：24.00元
内容简介：那年最冷的一个晚上，小猫杜威出生只有几周，就被丢进斯潘塞图书馆的还书箱。图书馆馆长薇奇・麦仑是单身妈妈，以前的丈夫是个酒鬼，遭受着自家农场的破产和罹患乳腺癌的痛苦，但仍然坚强地生活着。第二天早晨，她发现了小猫杜威。
小猫杜威获救后勉强撑起一瘸一拐的腿脚，以充满感激和爱的姿势，磨蹭每一只抚摸它的手，赢得了薇奇的心，也赢得了图书馆所有人的心。在随后的19年里，小猫杜威用热情、温暖、谦虚和敏锐的第六感，感动和吸引着小镇居民。随后，小猫杜威的名气从一个小镇传到另一个小镇，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最终闻名世界。
小猫杜威不再只是一个朋友，它成为人们的骄傲，成了逐渐从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中恢复过来的小镇的骄傲。
《扰乱世界的10本书》
一次对人类文化的大翻案
作者：（美）威克
译者：王玺
出版社：现代教育出版社
定价：29.80元
内容简介：从马基雅维利到卢梭，从尼采到希特勒，本书以一种另类和全新的视角，阐述《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功利主义》、《人类的由来》、《善恶的彼岸》、《文明枢纽》、《我的奋斗》、《一个幻觉的未来》、《萨摩亚人的成年》、《金西报告：人类男性》、《女性的奥秘》这十本著作对世界产生了多么大的负面影响――到如今还令人们饱受煎熬。
作者认为，正是这些作家糟糕的思想，不仅导致了社会的混乱，而且书中的观点至今仍然被人们认可―――事实上，这些观点会在不知不觉中主宰人们的思维，影响人们的行为。作者试图通过捕获这些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来论证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诸多危害，并讲述了多种观点形成的来龙去脉、内部外部的因素，主观、客观的条件等，告诉我们该如何正确认识这些人类史上最糟糕的思想。
《钱文忠解读三字经》
一本父母送给子女的好书
作者：钱文忠
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定价：30.00元
钱文忠解读三字经范文第3篇
黄河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郑州450063
摘要：Uncle Tom’s Cabin（以下统称《汤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国著名作家哈丽叶特·伊丽莎白·比彻·斯托夫人的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从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至今，该小说在我国的完整译本可谓众多，对其中所渗透的基督教文化的译介可谓“译”彩纷呈，归化异化“译”家争鸣。本文主要选取三个最典型的中译本，即林纾的林译本———第一个中译本，黄继忠的黄译本———第一个白话文译本，以及王家湘的王译本———最为大众所接受的译本，挑选小说中的四个译例，试从归化异化角度探究《汤姆叔叔的小屋》三个中译本对西方宗教思想的不同译介。
关键词 ：《汤姆叔叔的小屋》；
基督教思想；
归化异化
1 百家争鸣，译本研究领风骚
《汤姆叔叔的小屋》是世界文坛的一朵奇葩，曾把美国废奴运动推向高潮，成为了美国内战的导火索。林肯总统在接见斯陀夫人时，称她是“写了一部书，酿成一场大战的小妇人”。该小说的中译本可谓众多。每个时代的译本都体现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迎合当时译语文化和读者的需求，对原著特别是其中的基督教文化，采用了归化异化不同的翻译策略。
林纾的《黑奴吁天录》，出版于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 年，这是第一个中译本，使用文言文形式，全书共206 页，颇为简短，主要就小说中黑奴的境况、如何挣脱奴隶主的残酷压榨，最终争取自由等内容进行译述，而删减了大量环境描写，人物对话，特别是对其中所渗透的基督教文化部分只是略提一二，抑或完全删减。
黄继忠译本是中国的第一个白话文译本，书名为《汤姆大伯的小屋》（或《贱民生涯》），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20 世纪50 年代，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文学艺术被列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范畴，外国作家的阶级出身和政治思想倾向成为文学翻译选材的重要标杆，多是集中在苏俄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翻译。1958年，黄继忠的译本成型，却未出版，正是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原译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焚毁。二十世纪七十年末八十年代初，经过文化大革命10 年的禁锢，人们的思想得以解放，对西方的认识增加，黄继忠的译本得以在1982 年出版，不仅反映了《黑奴吁天录》宣扬的解放思想，同时传递了原作的基督教文化，使得读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小说内容。
王家湘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于1998 年出版。宗教信仰自由逐渐萌芽，文学翻译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可谓是百家争鸣，百花斗艳。《汤姆叔叔的小屋》译名基本统一，王译本也更加忠实原作，对基督教思想的译介也做了比较好的处理，迎合了大众的诉求。
在我看来，小说中典型的西方宗教思想———基督教文化的译介对小说内容及思想情感的传达必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读者对于该小说的理解与感受也会受到译本的强大影响。不同译本对于基督教思想的译介到底有何不同？是否准确地传达了小说的思想文化？本文的探讨和研究即在此基础上展开，试就林纾的林译本，黄继忠的黄译本以及王家湘的王译本这三个典型译本关于小说中基督教思想的译介进行分析探讨。
2 译家之谈，基督译介之我见
根据林译本、黄译本、王译本对《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基督教文化的不同译介，本文主要选取2 个译例，从归化异化角度分别对三个译本进行探究。
第一个译例取自第五章，谢尔比告诉夫人为了偿还债务，要将伊莱扎的儿子卖给另外一个黑心奴隶主———黑利，谢尔比对黑利的评价。
2.1Why not a cruel man exactly but a man of leather alive to nothing but trade and profit-cool and unhesitating and unrelenting as death and the grave. [1]
林译本: 解而培曰:“彼性情坚如牛革，而复严冷难近，并无一隙慈善。冀其反悔之日，犹之枯骨在窆，生气久尽。”[2]
黄译本:“唔，不一定是个狠毒的人，但是非常粗鲁—————只晓得做买卖，赚钱; ———精明果断、跟阎王一样不讲情面。”[3]
王译本: “噢，严格地说他不是个残酷的人，但是是个冷血的人———除了做买卖和利润，其它什么也不在意，———冷静，从不犹豫，铁石心肠，就像死神和坟墓一样。”[4]
首先是关于a man of leather 的译法。林译本采用直译法，译为“性情坚如牛革”，众所周知，牛革质地结实，由此可以联想到奴隶贩子性格冷漠，但是译者没有进行归化处理，读者阅读起来略显生硬。黄译本将其译为“粗鲁”，我认为脱离了词的本意，皮革并无法延伸出粗鲁之意，而这里作者着重表达的是奴隶贩子的冷酷无情，而非粗鲁。王译本译为“冷血的人”，采用了归化手法，a man of leather 本意指皮革似的人，皮革坚硬，这里用来形容残暴的奴隶主黑利，即指其冷血无情，王译本直接而忠实的传达了原意。
另外，关于as death and the grave 的译法，三个译本都采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但同样的本体却有了三个不同喻体。林纾译为“枯骨”。黄继忠采用了中国民间文化中大家熟识的形象———“阎王”，完全采用了归化手法，便于当时读者的理解与接受。王家湘则大胆采用异化手法，直译为“死神和坟墓”，忠实完整的传达出了源文旨意。更重要的是，“死神“一词传达出了西方宗教色彩，也体现出王家湘对原作基督教思想的意识。总之，王译本在本段的译文可谓“信而有彩”。
第二个及第三个译例均选自小说第十四章，汤姆在被贩卖途中，经常窝在甲板的角落里面，认真地阅读《圣经》，从中寻找希望所在。2.2‘Let-not-your-heart-be-troubled. In-my-Father’s-houseare-many-mansions, I-go-to-prepare-a-place-for-you.’[5]
林译本：尔心且勿伤，人到尽头，心归天上，则凡莫聚之人，均得团聚。[6]
黄译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去———处，我———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7]
王译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在———我———父———的———家———中，有———许———多———住———处，我———去———为———你———们———准———备———地———方。”[8]
首先，对比林译本与王译本、黄译本。林纾的译本将原作的破折号省去了，而黄译本和王译本忠于原著，每个字后面都有破折号的使用。回顾这段引言的环境背景以及汤姆的文化程度，因为汤姆识字不多，读起《圣经》来比较吃力，每个字后面都使用破折号，能凸显出汤姆读书的吃力程度。另外，汤姆是在被贩卖到北方的途中，在甲板上用手指着《圣经》一个字一个字阅读，所以破折号的使用另一方面也为了突出他的认真仔细，似乎《圣经》的每个字都沉甸甸的，汤姆仔细地读每一个字，流露出他对圣经的虔诚，一幅幅画面怦然纸上。而林译本则省略了破折号，汤姆读《圣经》的困难，以及汤姆的仔细认真都未传达出来。
3 译者见智，归异争霸孰称雄
英国St. Jerome 出版社出版的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对归化的定义是：在翻译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的陌生感的翻译策略。而对异化的定义则为：在一定限度上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9]归化异化作为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的主要策略，根据译者的目的，译本的文体结构，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能够更好的传递原著内容及情感，达到为译语文化服务的需要。
在中国的翻译史上，归化译法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林译本处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前的文化转型期，翻译活动受到译语文化内部需求的影响，所以采用了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译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所作序及跋也是有感而发，以期以《黑奴吁天录》一书，“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10]。所以，林纾的翻译目的是给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同胞敲起警钟，让他们看到亡国灭种的危机，从而起身反抗，求得自由。加之当时，基督教是列强奴役中国人民的一个冠冕堂皇的面具，所以必然遭到爱国志士的摈弃。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主要考虑的是顺应晚清的社会化文化发展趋势，而非拘泥于忠实原著。另外，当时中西方在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上还有很大差异，林译达到了削弱基督教在中国辐射出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力量。于是，对《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基督教思想的译介甚少，删除了叙述者关于宗教的插话，圣经的引文，宗教对人物的影响。这也是林译本采取归化译法的时代需求。
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封建自闭状态，固步自封，常以“天朝上国”自诩，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中国思想文化前进的绊脚石。而20 世纪80 年代以后，意识形态对人们意识的桎梏开始放松。在翻译界，严复的“信达雅”，钱钟书的“化境”翻译标准，都强调对原文的忠实性。所以，黄继忠受到了该翻译传统和翻译批评的影响，译本多选择以“信“为标准的归化翻译策略，对斯托夫人笔下的基督教教义文化等多是直译，基本上传达出了小说浓重的宗教情感。虽然对斯托夫人所传达的宗教思想有一定的体现，但是仍多以归化为主。
经过多年发展，翻译标准更加柔和完善，西方文化不断引入，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通顺华美忠实的译文，所以王家湘的译本在处理宗教思想的译介方面，则多选择异化手法，保留了原著韵味，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也都更加切合原著，体现出基督教思想对故事情节的驱动。纵览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译本，都更加成熟，其中对基督教思想也有了“异域风情”。
由此可见，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当时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为了适应译语文化和译语读者的诉求，译者会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呈现出不同的译文风格。而随着当今中西思想的不断交流融合，更多的外国作品被译成中文，销量甚佳，从而也打开了翻译文学新的篇章。在文学翻译活动中，译者通过与原作者对话，建构译作同原作的桥梁，在对话中创作，创作中不免误解，最终在误解与创作中达到沟通。异化翻译则可以增加译入语读者对异域文化的了解，从而更好地促进文化交流。其次，翻译的目的不仅仅是吸收外国文化，同时也要从外国文字中寻求丰富本国语言的素材。采用异化手法有利于汉语从中吸取精髓，例如大量新兴词汇等，从而丰富和发展汉语语言库。另外，异化译法也更能满足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期待。保持译文的原汁原味，更加客观真实地为读者呈现原著。
正所谓，仁者见仁，译者见智，归异争霸孰称雄，还看今朝。
参考文献：
[1]草婴.译家谈[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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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朱博安.归化与异化：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流变[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课题项目：
该论文系2015 民协课题研究———《微时代下民办高校学生管理模式研究》的子课题。
作者简介：
钱文忠解读三字经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引言
中国在两千多年来的翻译史中不仅推出了许多翻译巨著，而且关于翻译的理论和观点也层出不穷。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的标准一直是翻译大师们讨论的焦点。因为文学翻译不只是文字符号之间的转换，而且是文化观念的传递与重塑，所以文学翻译是翻译之难点，而诗歌翻译又是难中之难。许多中外文学家和翻译大家甚至至今还在讨论诗歌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诗歌不可译性是指，很多翻译家认为中国的诗词曲不仅在词句上有许多文字游戏的应用，而且具有严格的韵律。因此，如果外国人想要领略中华诗歌瑰宝的全部光彩，就只有亲自拜读原文了。而另外一些人认为，诗歌不是不可译，而是当今社会缺少可以翻译诗歌的大家，确实如此，读者在现有的诗歌译作中仍然可以不断看到非常绝妙的译本。这些译作无论从诗的形式还是内容方面都译得很美，可谓达到 “形与神共似”的果效。那么一部诗歌译作如何才能做到“神形共似”、真正忠实原文呢？在本篇文章中，作者将借助一首中德诗互译的例文——歌德的《米丽容歌》的两篇译作比较，来说明什么才叫做忠实原文，以及如何才能做到忠实原文。
一、翻译标准之多元等价论
自从翻译这一行为存在的那一刻开始，有关翻译标准的争辩也未曾停止。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各个翻译名家分别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翻译标准学说，三国时的支谦提到的“循本旨，不加文饰”①，东晋道安所倡的“案本”②， 唐人的“信”③，以及近代严复所提的“信，达，雅”的“信”④， 朱生豪的“神韵”说⑤，傅雷的“神似”说⑥，钱钟书的“化镜”说⑦等，以及国外译论家的类似提法，如英国泰特勒的“三原则”⑧，巴阿尔胡达罗夫的“语义等值论”⑨，美国奈达的“等效”论等，所有这些提法文字上虽然有别，但它们所表达的思想内容都一样，即，翻译要忠实原文。国内外翻译家们将这些理论又称为多元等价标准论，即把翻译的各类标准集中起来，建立成多元互补标准。我国当代著名诗歌翻译家辜正坤先生将此标准总结为：译者应从语言、文体、文风、翻译场合四个方面做到原文与译文全面等价。具体来说，语言等价又包括五点：1.语音标准，2.字法标准，3.句法标准，4.语形标准（指字、词、句的书写及排列形式，如诗行排列形式等），5.语义标准。从文体形式的角度来看，译者也应从一下两方面厘定标准：1.艺术性文体翻译标准（如诗歌、抒情散文、小说、戏剧等）；
2.普通叙述文体翻译标准（如历史文献、普通叙述文之类）；
3.科学技术著作翻译标准；
4.抽象理论著作翻译标准（如哲学、美学文献等）；
5.应用类文体翻译标准（如契约类法律文献、申请、报告等）。文风等价包括译文与原文应保留一致的文风，即朴实的文风；
华丽的文风；
雄辩的文风；
晦涩的文风；
明快的文风。此外，译者还需从特定的场合因素角度厘定标准：1.学术标准，2.娱乐标准，3.政治功利标准，4.临时性应用标准， 5.其他标准。
二、借助译作分析多元等价论互补在诗歌翻译中的必要性。
接下来，笔者将通过对德国诗人歌德《米丽容歌》（Mrignou）⑩的两个中译本的比较来说明多元等价标准互补的必要性。首先，从纯语言的角度来比较两篇译作：
诗歌翻译其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音节的押韵。从歌德的《米丽容歌》原作中可以看出伟大诗人的这首诗有严格的韵脚。其每两句的句尾都以同样的韵尾结尾，即：如一二行中的“blühen”与“glühn”中的ühn，以及三四行中的eht，二节中的ach，an 等。然后我们看两篇译文，马君武先生的译本是一首七言杂体诗，他的译文每节也有严格的韵尾：第一节整节都用的是iang这个音节，如，“xiang” （乡，香），“huang”（黄），“liang”（凉）。第二节基本上以an 为韵脚。
而钱春绮先生的译文中虽然也有押韵，如一节一二行尾的“fang”（放）与“guang”（光）， “feng”（风）与“song”（耸）， 但是没有马先生的译文韵味更加鲜明。钱译本与原文的相似是两行两行进行押韵， 而马译本则是每一节的每一行都押同一个韵。相比之下，虽然钱先生形式上与原文更加接近，但马先生的译本读起来则更符合中国读者的习惯。
从语法，即，词法和句法的角度来看， 由于德语与汉语是两种拥有不同语法体系的语言，所以无论从词法还是从句法都很难做到等价。如此诗的第一段，每一行都以动词结尾，而两篇译文：马先生的“黄”、“凉”、“香”虽然是形容词，但也是很形象的体现了原文所表达的动作。而钱春绮先生则运用了“闪”“吹”“耸”等词，从词性上来看很符合原文，而且都用的动词，但是被放在了句子的中间， 运用了汉语简单句句型：如，“香橙在绿荫处闪着金光”。从原文来看，作者把地点说明语放在句首则有作者的用意——强调。这样看来，如果在语法上不仔细、反复推敲作者的写作意图，译文就会失去原味。
语形标准是指诗行的排列形式。马译本是七言为主的中国式古体诗。译者运用了中国古诗和民歌中连章半重体的形式，如诗歌开头的“君识此，是何…”以及每节结尾的“归欤！归欤！愿与君，归此…”。这种表现形式与原诗每章首句尾句的反复吟咏基本符合。钱先生的译文则是白话文的现代诗。句子结构及字数都没有严格的规律。但他的节首与节尾也都与原文对应，也有重复出现的句子，如，“你可知道那地方”、“前去，前去”。
从语义等价原则来看，选词是诗歌创作的一个精挑细选的过程，在诗歌互译中，不免会碰到译入语中压根找不到与原文相对应的名词或表达方式。这就给诗歌翻译带来了更大的困难。例如，原诗中的Mytre本来是一种桃金娘科，而且它是象征爱情的维纳斯的神树，Lotbeer是指月桂树，是太阳神阿波罗的神树。
马先生分别把它们译成了中国人可以理解的没药和桂花，钱先生则进行了直译。二者相比后者的译文与原文在意思上等价值比较大。
但其整体效果却不及前者。试把“桃金娘悄然无语，月桂高耸。”与“没药沉静丛桂香”比较，总觉得后者更像歌德的诗一些。
由于笔者在此比较的是诗歌翻译，所以其比较的范围就局限在特定的方面，除了从纯语言方面，笔者还将从文体和文风两个方面简单的对其进行比较。总的来看，其文体形式都是艺术性文体，而且两篇译文也都是诗体。但马先生的译本更符合歌德原文的文体，因为歌德所用的是格律比较鲜明的文体，马译本则贴切地运用了中国的古诗行。而钱春绮先生译成了比较自由的现代诗，与原文的诗体不大一致。从文体风格来看，两个译本都是比较晦涩的文风，从译文中读者也能感受出迷娘当时复杂的心情B11。
结语
诗人、作家、翻译大师郭沫若曾说过：“好的译文等于创作”，通过上面对两篇译文的比较，笔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钱先生的译文在语义方面比较等价与原文，而马先生的译本虽然在词字的具体意思上没有等价与原文，但他从语音，语法，即字词的位置的安排，词性的选择，整首诗的语形、语体、文体风格则与原文的等价度更大一些。虽然两个译本都是诗体，但是中文读者读后感觉马译本更像一首“歌德诗”。因此，通过两种译本的对比使读者与译者产生如下启发：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必须多个等价标准同时共同作用，不能只从单个等价标准入手，而应将纯语言标准与文体文风标准多元结合，互相配合达到形与神共似的最高境界。为了达到这点，译者首先应把原文的诗体形式保留下来，即，古诗就应被译为古诗，并且进行严格的押韵；
因为如果把古诗译成现代诗，或是把现代诗译成古诗，都会造成诗体形式上的不等价，比如说把歌德的诗译成现代诗，那么就会使读者造成以下误解：读者以为德国中世纪的人不会做韵文诗；
德国从那个时代开始就说的是当代所用的“白话文”，或者诗体的不等价使原文的意味就有几分失色。所以译者当以原文本为出发点，使读者、译者和作者三者之间的心理等价值增大。诗歌译作要是没有了意境，就等于把诗给毁了，要是单纯为了让读者能看明白，那么译者在译古体诗时应该加上解释的语句，如：“某某诗的白话文版、古体诗版、儿童版…” 或可以加个注释，如，“此文是某某诗的释文”等。好比有人把《论语》译成白话文德语一样，应当注明原文的文体。
参考文献：
[1]孟昭毅 李载道 主编 中国翻译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2]辜正坤编 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
[3]汪榕培 比较与翻译[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5月
[4]王金铃 文学翻译新论[M]作家出版社1995年5月
[5]郭廷礼著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
[6]黄国彬编 因难见巧——各家翻译经验谈[M]香港三联书店1996年香港有限公司
[7]李新乐著 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8]歌德著 钱春绮译 歌德诗集上[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9月
注解
①支谦：《法句经序》，《三藏记集经序》卷七。
②道安：《錃婆沙序》，《三藏记集经序》。
③鲁迅：“唐人以‘信’为主，粗略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见鲁迅《二心集》
④严复：《天演论译例言》：“译事三难：信达雅”
⑤朱生豪：《莎士比亚全集译者自序》：“朱译此诗的宗旨，第一在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
⑥傅雷：《重译本序》（1951）：“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再形似，而在神似”。
⑦钱钟书《林纾德翻译》：“文学的翻译最高标准是‘化’”。
⑧三原则即：第一，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第二，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第三，译文应和原作同样流畅。
⑨巴尔胡达罗夫：《语言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五页。
钱文忠解读三字经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钱钟书先生在其《管锥编》中侧重挖掘《左传》的文学价值，本文旨在对其研究中关于“史”与“诗”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论内涵进行阐释，着重探讨《左传》对后世文学理论，尤其是诗歌理论的深远影响。
钱钟书《管锥编·左传正义》首篇《杜预序》集中笔墨，广征博引，申说春秋笔法，独具只眼，探幽发微，给人以醒酬灌顶，甘露滋心之感。这里尤启我深思的是钱先生对“史”与“诗”辩证关系的揭集:“老生常谈曰‘六经皆史’旧‘诗史’，盖以诗当史，安知刘氏(刘知几)直视史如诗，求诗于史乎?惜其娃步即止，未能至远人深。
《六经》中《诗》与《春秋》的关系正是诗与史的关系，《左传》不乏诗、史互见之例，“以诗当史”的学术观在汉儒的经学思想中体现尤深。而“诗史”一词当如何解读?与“以诗当史”相反，刘氏“视史如诗，求诗于史”又应作何理解?从何而能“至远人深”?对这些问题钱先生点到即止，留予读者遐想的空间，其所涉范围也非常广泛，涵盖了经学、文学与史学的各个方面。就“春秋笔法”而言，除“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汗”、“惩恶而劝善”(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即所谓“春秋五例”的基本内涵外，实际是一名而三义，是融经法、史法和文法于一炉的综合体。经法指的是微言大义惩恶劝善的儒家道德传统，史法指的是秉笔直书沟通古今的史家实录精神，文法指的是精约简省余味曲包的运笔属辞方式。钱先生《管锥编》非常注重发掘历史典籍中的文学价值，尤其赞赏左氏的“文法”，从《管锥编》中可窥见一斑。《左传》的属辞方式与叙事艺术对后世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如他所说“顾此仅字句含蓄之工，左氏于文学中策勋树绩，尚有大于是者，尤足为史有诗心、文心之证。则其记言是矣。笔者不揣浅陋，试就钱先生“史有诗心、文心之证”论之一二。
一、求“文”于“史”
宣公二年，晋灵公深恶赵宣子(赵盾)屡谏，使组魔杀之。宣子盛服而朝，尚早，坐而假寐，组魔退而叹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遂触槐而死。这段精省的叙事，体察人微，曲尽人情。“盛服早朝”体现出宣子不失恭敬的容止态度，“和衣而寐”呼应“尚早”二字，更从侧面勾勒出一位为国操劳，为民请命，尽忠职守的国之栋梁形象。“退”是组魔由“所见”人“所想”表现于动作上的过渡字。设想一下，当组魔伏于角落看到宣子盛服早朝和衣而寐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刺杀时机已到，而是宣子在早朝无人的情况下，仍能严于律己，谨守法度容仪。此时他必然顿生崇敬，打消刺杀的念头，然而挣扎于“忠’川信”之间，却无从选择，只得以死殉义。左氏对组魔死前内心独白的展示好像是超越史家应有的权限，施展小说笔法，有人会话问:如组魔实有其语，死无旁证，孰能听之?若臆想揣度，为虚托之词，何言实录?钱先生在《管锥编·左传正义》这样评价道:“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相当然耳。又云:“史家追述真人实事，须每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人情合理。”这正揭示了《左传》记言的特色，也是对其文学价值的发掘。虚构性(fictionality)，创造性(invention)，或者想像性(i-magination)，是文学的突出特征。无论是诗歌，戏剧还是小说，文学作品要处理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想象的世界，它有自己的存在方式。我们虽不能苛求一切以文学标准来衡量融文史哲于一身的上古典籍，尤其是《左传》这类以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著称的史学巨制，但不妨沿钱先生所指“向上一路”追溯去，用文学的眼光去审视左氏“想当然”的人物刻画，以诗性的智慧去体悟其“设身处地”的心理独白，那么这些有违实录精神的笔法，于腐儒经生的口诛笔伐之外，可以说是自立门户，另辟蹊径，为后世的文学思维埋下一粒创造发挥的种子，左氏的悬想代言也就俨然可以说是后世小说与院本中对话宾白的“椎轮草创”了。需要注意的是，在史家那里悬想代言须“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不能脱离实际，超越时代，作天马行空的胡乱联想。文学何尝不是如此?运笔者的想象之辞并非无稽之谈，它建立在人类共通的心理体验之上，接受者更需要有“同情”(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之心理，只有设身局中，方能体会作者笔下人情在理，曲尽人情的妙处。韩愈诗《李花赠张十一署》有“花不见桃惟见李”句，杨万里《江西道院集·读退之李花序》评道:“桃李岁岁同时并开，而退之有‘花不见桃惟见李’之句，殊不可解。因晚登壁落堂，望隔江桃李，桃皆暗而李独明，乃悟其妙。有了现实生活中这种视觉反差的亲身体验，方能领悟到韩昌黎李花诗的绝妙之处。
二、“史”蕴“诗”心
春秋笔法讲究“微”“晦”，《杜预序》解道:“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宋人吕祖谦盛赞左氏运笔，其《春秋左氏传说》论郑伯克段于郡云:“序郑庄公之事，极有笔力。写其怨端之所以萌，良心之所以回，皆可见始言巫请于武公‘巫’之一字，母子之相仇疾，病源在此。;C47钱钟书先生对这种笔法也极为称赏，《管锥编·左传正义·阂公二年》引魏禧《日录》二编《杂说》:“如‘秦伯尤用孟明’，突然六字起句，……只一‘尤’字，读过便有五种意义:孟明之再败、孟明之终可用、秦伯之知人、时俗人之惊疑、君子之叹服。不待注释而自明，乃谓真简。”钱先生评道:“读者明眼，庶几不负作者苦心。作者省言用晦，言有尽而意有余;读者心领神会，举一事而反三隅，两者之间产生了共鸣。《禧公二十八年》又云:“子玉请战而曰‘请戏’，虽所以自示从容整暇，而自雄轻敌之情亦复隐约言外。此殆又刘知几所称左氏‘用晦’，寓骄兵必败之旨软《左传》用字之简实承《春秋》而来，用刘知几《史通·叙事》的话概括:“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虽发语已弹，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扣毛而辨骨，靓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时义大矣哉!”史笔“用晦”，于文法中亦可见。《文心雕龙·隐秀》篇之“隐”与“晦”可谓异曲同工:“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隐以复意为工，……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艾象之变互体，读之楹珠玉也。义生文外，余味曲包，方能使味之者无穷。后世论诗何尝不是如此?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认为辨于“味”方可言诗，醋止于酸，盐止于咸，醇美之味源于酸咸，又别于酸咸，此所谓“味外之味”。诗境亦然，源于文字，又出于文字，源于诗中之景，又高于诗中之景，读者须用自己的想象去补充丰富诗境，此所谓“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又云“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以全美为工”就是要创造包蕴佛老之心，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深远艺术境界。Cs}杨万里在《诚斋集·颐蓄诗奠序》中也曾以“味”论诗:“曰尝食夫怡与茶乎?人之孰不怡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茶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无苦哪知甜?怡茶二味，一币两面，虽享于甘怡，病于茶苦，又怎能将二者割裂，滞于一端?忆苦才能思甜，“苦尽方能胜其甘”，言此而即彼，蕴意于言外，此又味外之一味。又云“昔者暴公错苏公，而苏公刺之，今求其诗，无刺之之词，亦不见刺之之意也。乃曰:‘二人从行，谁为此祸?’使暴公闻之:‘未尝指我也。’然非‘我’其谁哉?外不敢怒而其中魄死矣。《三百篇》之后此味绝矣。探寻渊源，无论是《春秋》、《左传》的“微”、“晦”笔法，还是“余味曲包”、“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味外之味”诗法，皆出于《诗经》的比兴手法与讽喻传统，即所谓“言在此而义在彼”。杨万里《诚斋诗话》又云:“诗有句中无辞，而句外有其意者，《巷伯》(按:当为《何人斯)))之诗，苏公刺暴公之错己，而曰:‘二人同行，谁为此祸?’杜云:‘遣人向市赊香杭，唤妇出房亲自懊。’上言其力穷，故曰赊;下言其无使令，故曰亲。又:‘东归贫路自觉难，欲别上马身无力。’上有相干之意而不言，下有恋别之意而不忍。又，‘朋友日欢会，老夫今始知。’嘲其独遗己而不招也。又夏日不赴而云:‘野雪兴难乘’此不言热而反言之也。这种“味外之味”，“意在言外”，的诗歌美学特征与《诗三百》主张“主文而诵谏”，委婉含蓄的讽喻兴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杜预更用“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的解“兴”之义来解释《春秋》笔法中的“微而显”。正如杨万里所言:“太史公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左氏传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汗。’此《诗》与《春秋》纪事之妙也。可见史笔诗法乃同源一体。
三，“诗史”非“史”
史有诗心，包蕴文法，诗同样可以证史明史。老杜诗有“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新唐书·杜甫传》)的美誉。吴师道《吴礼部诗话》云:“杜老《兵车行》:‘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寻常读之不过以为漫语而已。更事之余，始知此语之信。盖赋敛之苛，贪暴之苦，非无访察之司，陈诉之令，而言之未必见理，或反得害。不然，虽幸复伸，而异时疾怒报复之祸尤酷，此民之所以不敢言也。‘虽’字‘敢’字，曲尽事情。老杜以诗纪史，“一字寓褒贬”的诗歌精神，实承《春秋》而来，受其先祖杜预的影响也颇深。诗歌这种“惩恶劝善”的功能作用，在以《诗三百》为发端的中国诗歌史上，经过汉儒经生阐释发挥已经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但诗歌毕竟是诗歌，正像贺拉斯在《诗艺》中说的，诗既是“有用”( utile)的，也是“甜美”( dulce)的，应该给人以快感和美感。诗歌不能只为记录历史而存在，不能只有训诫和讽谏，汉儒对《三百篇》的阐发多以“惩恶劝善”的功利目的为标准，牵强附会，有伤诗美。诗歌也不是“有资于治道”的历史文献，即使是反映历史或现实的诗歌，也不能将文学的真实等同于历史的真实。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中就文学和历史所承担的职责说道:“……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事实，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真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以诗当史，将那些能够事无巨细地反映历史，有补史阀的现实主义作品视为典范的做法其实是对“诗史”一词的误解，忽略了诗歌的艺术性。正像钱先生说:“‘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但同样我们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以“诗就是快感(类似于任何其他的快感)的看法来反驳诗就是教训(类似任何的教科书)的看法”，诗的艺术性与诗的思想性应相互尊重，并行不悖。“惩恶劝善”的功能内涵与“含意隽永”的诗歌美也应该是可以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