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开始阶段，政府扮演的仅是一种消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法律政治论文【五篇】（全文）,供大家参考。
法律政治论文范文第1篇
一、 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需要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当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开始阶段，政府扮演的仅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治变革发生于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的法治建设同时担负着民主化以及发展、稳定等多重任务。其任务的艰巨性和操作上的精巧，客观上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政府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因此，中国被迫同时也是必然地走上了一条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本来，限制政府权力是法治的出发点和基本内涵，但我国的法治建设则要将限制政府权力与维护政府权威统一起来，从而增加了制度设计的难度。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执政党在这种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中所扮演的角色。
众所周知，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党在整个无产阶级体系中居于最高的领导地位，它应该而且必须领导国家政权。因此，如果说中国走的是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那么实际上这个政府就是党抑或说是党领导下的政府。在法治建设中维护政府的权威本质上是维护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政治权威是一种使人们信从的政治力量，它集中体现在个人或某些集团身上。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政治权威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从蒙昧到文明，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近代以来，政党取代其他传统政治力量领导政治生活，成为政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据统计，在当今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除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严格的君主制或政教合一体制而无政党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着政党，实行政党政治。①对于努力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特别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因为，一个国家实现法治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现代化过程本身就是利益机制的调整过程，而法制的现代化从理念来说是强调一套民主、公正、自由和法的至上性的观念体系，在制度上则是要建构一套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的制度体系。其与中国传统的观念体系和权力格局的矛盾与冲突，要比经济领域的改革来得更加激烈。而且，随着这一进程的推进，原有的社会政治机制逐步丧失了维护政治稳定的功能，而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机制来维护新的政治秩序。强有力的政党与有效的政党制度，无疑是这种新的社会政治机制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维持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中坚力量。程燎原、江山二位学者在研究了法治与政治权威的关系后，指出了政治权威在推进法治进程中的作用，即阐述或传输法治理念；
制定法律和调适法度；
循章守法和监督法律的施行。①看来中国法治建设不能没有执政党的政治权威。而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凭借自己的执政地位和政治权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她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
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
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二十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和政治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必须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之上
我国法治建设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执政党的政治权威。但是一个执政党能不能彻底完成推进法治，并最终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人们的认同，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真正的尊严和威信，以维持并加强自己“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权威地位和力量，即解决法治化进程中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问题。
法律政治论文范文第2篇
一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要求改革维新的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统治集团血腥镇压了，当时的顽固守旧派是站在“仇视一切改革的立场”。不足四年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慈禧太后却上谕，要求对“祖宗之法”——《大清律例》进行“增改”[1]。短短几年，顽固守旧派对待改革维新的态度迥异，表面看来，似乎是有些突然，但详加研究，其实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
鸦片战争前夕，“随着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生产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商业活动已逐渐受到了人们的重视”[2]。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海禁大开，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破坏了中国长期的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经济逐渐解体，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随之获得长足发展。据统计，“1895年民族资本总额为二千四百二十一万四千元，到1911年增加到一亿三千二百余万元，增加了三倍多”[3]。正如所说，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4]。
庚子赔款，其庞大的数额给国库已空虚的清政府带来了严重经济危机，这迫使清政府将“重农抑商”经济政策转向了农工商并举，相应地要求在经济法律制度上作出调整，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以商部的设立为标志，清末重商主义政策开始全面实施。随着晚清经济政策的改变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统治阶级也逐渐意识到制定有关经济法规的重要性。1902年3月，清廷的上谕称：“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今昔情势不同，非参酌适中，不能推行尽善。况近来地利日兴，商务日广，如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5]，从而谕令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例，咨送外务部”，并令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督抚大员“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来京，听侯简派，开馆编纂”[6]。
二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加深，尤其是《辛丑条约》的签定，外国列强对我国矿山、铁路垂涎三尺，屡屡索要和侵夺。清统治集团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认为，“（列强）知我于此等事务，尚无定章，外国情势，未能尽悉，乘机愚我，攘我利权”，欲筹挽救办法，只有“访聘著名律师，采取各国办法，秉公妥订矿路划一章程”，以使“华洋商人一律均沾”[7]。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导致中国社会再次出现“银贵钱贱”的严重现象。广大贫苦民众等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开始超乎寻常的加剧，而旧法律上的弊端，则加深了人民的苦难，人民已无法照旧生活下去。
早在道光二十五年，清户部就在“奏议银钱出纳章程”中指出，由于银价过昂，而使“关税”、“盐课”、“捐输”都发生困难，甚至还因加征而激起官民对抗，“如湖南湖北之耒阳、崇阳，及近日福建之台湾，浙江之奉化，百姓滋事，皆因州县征收加重所致”[8]。咸丰元年曾国藩奏折中也说，“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9]。广大农民生活正日益穷困，阶级矛盾开始极度尖锐。
而此时，法律上的不合理条款与规定，致使民众对清政府更为反感。如：“在清初的法律制度中，旗人享有种种特权，如旗人犯罪免发遣、免刺字，可减等”[10]。旗人明显的特权地位受到了汉人的怨恨与不满，尤其是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后，满汉相仇更为明显，这很不利于清王朝的统治。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一月，刑部核议大员赵尔巽仅就满汉流放远近、年限长短不同导致后果而上奏朝廷说，尤其汉人“军流徒犯”，“配逃日众，法制几成虚设”[11]，倘不“洞明积弊，损益因时”，“仍不思变通”，任由下去，则“隐患潜滋，贫弱愈甚”[12]，岌岌可危的封建政权，随时可能陷于混乱。
旧律例文字表述的晦涩难懂更是给污吏压民提供了方便。在当时，即使“知法律者”胥吏，也不能尽懂旧律的所有内容与涵义，只有“刑名专家”才能明了律意，而这些专家，却“上以助官广通声气，下以助官压抑平民。颠倒黑白，淆乱是非，任上下其手而莫能禁止”[13]。这进一步恶化了阶级矛盾，更加迫切地需要律例行文与体例皆简单明了的律法。因为只有“明了浅易”的律法出台，并在全国、在民众间真正推广、施行，使“村夫野老聚首闲谈，亦知某事为犯何律，某事为例所不禁”，才能让“差役不敢以无罪相欺，官府不敢以非理相难，势豪土棍不敢视为蠢陋而鱼肉之”[14]。
此外，法律的执行过程也对清廷统治不利。清统治者中的一些人士认为，“中国幼年犯罪，向分七岁、十岁、十五岁为三等”，“如因犯罪而拘置于监狱，熏染囚人恶习，将来矫正匪易”，主张对一般犯罪，尤其青少年罪犯，要仿西国，改良监狱，行惩治教育，即“惩治教育为不可缓也”。所谓惩治教育，“始行之于德国，管理之法略同监狱，实参以公同学校之名义，一名强迫教育”。英国一直“励行不懈，颇著成绩”[15]。同时，对重犯、死囚，也需要科学地执行处决。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是让重犯、死囚游街示众，公而正法，目的在于“杜其残忍之端，而导之于仁爱之路”[16]，而近时这种行刑效果却不仅未能达到其目的，有时却正好相反。因为虽将重犯、死囚“示众以威，俾之怵目而警心”，但罪犯之恶行却“未得众弃之本旨”，“且稔恶之徒，愍不畏死，刀锯斧钺，视为故常，甚至临市之时，谩骂高歌，意态自若，转使莠民感于气类，愈长其凶暴之风。常人习于见闻，亦渐流为惨刻之行。此非独法久生玩，威渎不行，实与斯民心性相关，有妨于教育者也”[17]。尤其在当时被处决、重判的犯人当中有着不少爱国或反封建先进人士，其视死如归、大无畏斗争精神与英雄面貌，为百姓所景仰，其临刑的豪言壮举虽有助于民心与社会进步，但显然不利于清封建王朝的统治。
故而有人认为“近年以来，都下每值决囚之际，不独民人任意喧呼拥挤，即外人亦诧为奇事，升屋聚观，偶语私议，摄影而去”。这“即属有乖政体，并恐别酿事端。此又周防不密，未可忽略者也”。而“查东西各国刑律，死刑有密行、公行之分”，“其行刑之所，或在监狱一隅，或别择障围之地”，“其制颇可采择”[18]。
阶级矛盾的激化，致使清末修律之前，中国的农民起义及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频繁发生。而中国当时的旧律所实行比附定罪与三权不分的原则，使得“死生罔由于法律，轻重必因乎爱憎”的情况严重，这则更加剧了人民的不满情绪。因为历来“人之严酷慈祥，各随禀赋而异”，若“律无正条而任其比附”，则必然致使“受罚者不知其然，举事者不知其法”[19]，将严重影响到法律行使的准确、统一。正是这种不合理原则的实行，才导致了部分清正廉明的官吏不知以何标准去统一“定刑量刑”；
也使得大批官吏营私舞弊，造成更多冤假错案的产生，使当时的法律执行掺入了过多的人为因素与感情成分。至于清末旧律行政、司法、立法三权混淆，使得“酷吏之严刑峻法，每锻炼周内入狱，以矜其能，论者又恶其不仁。然此非独其人之过，盖以一身兼行政、司法，适足以为酷吏之藉也”[20]。
从上可见，旧律实在是“为其压制社会之意多，而监督官府之意少。举立法司法行法三大权，尽握于一二人之手。据上流者惟所欲为，莫敢谁何”[21]。正是由于行政、司法权集于一身，才使不法官吏得以作威作福，为害百姓。“况定例之旨（即比附定罪），与立宪尤为抵捂，立宪之国，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峙，若许署法者以类似之文致人于罚，是司法而兼立法矣”[22]。行政、司法、立法三权的混淆不分，导致了地方官吏的专权，为广大民众所厌弃。
1851年，在政治、经济、法律状况皆发生变化而迫切需要调整而未调整的情况下，阶级斗争迅速恶化并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这场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其颁布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法令也极大地冲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秩序与统治权威。1894年，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建立了“兴中会”，随后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革命党人的声势也日益壮大。1898年，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戊戌维新运动。1900年，席卷全国的义和团运动扫荡了祖国大地，沉重打击和孤立了清王朝，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力量，打乱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因为凡是义和团活跃地区，“官吏熟视之，而莫敢谁何，纪纲法度，荡然无存”[23]。特别是那些“羽翼洋人，趋炎附势”的卖国求索和投机钻营的官吏，在义和团运动中皆受到了严厉惩罚，有的被义和团处死。这就存在了大片因义和团破坏而需重建“纪纲法度”的地区，一方面这些地区呼唤着新律例重建法律秩序，另一方面又为新律例提供了许多“试验田”，即实行新律例的地区与空间。与此同时，清廷上下非常震惊，也纷纷寻求“杜绝乱源”的办法。于是“变革政体，实行立宪”的呼声迅速高涨，“朝野上下，鉴于时局之阽危，谓救亡之方只在立宪。上则奏牍之所敷陈，下则报章之所论列，莫不以此为请”[24]。
经过义和团运动的猛烈冲击，清王朝已难以照旧维护其反动统治秩序。为了维系人心，更为了继续维护其封建统治，清政府必然要寻求新的自救道路，这可以说是清王朝之所以发动清末修律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资本主义的在华发展，必然地引起了中国当时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动，遂出现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要求营造一种合适的经济环境，迫切需要政府不仅在政策上，而且在法律上承认和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合法权益，支持和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甲午以前，民间资本企业始终在法律上处于不利地位；
甲午战后，民族资本在新式工矿企业和近代交通、通讯以及金融保险等业都有了长足发展，但工商业者仍然未能在法律上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独立人格和有利于从事近代工商业的权利，加之社会上各种传统陋习的桎梏与层层封建势力的刁难，都使得工商业者举步维艰。“激励工艺，反为行规压制；
制造新颖，指为搀夺；
工厂女工，诬为藏垢纳污；
土货仿照洋式，捏为妨碍厘规”[25]。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实力薄弱的工商业者在与外国的竞争中，既得不到本国法律的保护，又无法洞悉世界各国律法通例为自己辩护，只得忍受外商欺诈侵吞之苦。因而提高商人即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通过经济立法来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已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
至于以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破产中小商人等为基础的劳动群众，其对地主、坊主、行帮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削弱，也要求更多的民事平等权利。即使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奴婢和贱民，对于人身自由的渴望和斗争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可以说整个社会无论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是原有的农、工、商阶层都迫切要求确认和保护他们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这成为了推动清末修律的强大社会动力。
清末出现的这种社会政治经济遽变，已超出了旧有律例即《大清律例》的调整范畴和机能运行，它强烈呼唤新律例，尤其是经济律法的出台。
1901年1月，流亡西安的慈禧遂下诏变法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26]，“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27]，即同意并宣布对旧律例进行修订。稍后，在政治改革上，清政府整修内政、裁撤冗员、清除腐败、剔除积弊等；
在法制领域里，对旧有《大清律例》进行了一些删改、完善工作。
注释：
[1]《清德宗实录》卷495。
[2]宁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集，第31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2辑下册，第649页，科学出版社1957版。
[4]《选集》第2卷，第620~621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
[5][6]《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4833页。
[7]同上，总第4803页。
[8]中国史学会主编：《奏议银钱出纳章程》，《鸦片战争》第4册，第304页,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
[9]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
[10]《清末司法制度的几个问题》郑秦/历史档案1988年3期130页。
[11]《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4967页。
[12]同上，总第4970页。
[13][14][21]闵暗：《中国未立宪以前当以法律遍教国民论》，《东方杂志》第2卷，第12号，第223页、第224页、第221页。
[15]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849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16]（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4册，总第206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17][18]同上，总第2061页。
[19][22][20]《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848页、第876页。
[23]劳乃宣辑：《拳案杂存》，《义和团》第4册，第451页，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
[24]《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25页。
法律政治论文范文第3篇
平台责任并不仅仅是责任追究和权利救济，而是整个电商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制度抓手，是平台治理思维中的关键环节。政府监管需要抓住平台责任这个切入点，平台责任设定清楚了，政府监管的重点和边界也就划定清楚了。
监管本身也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比如增加市场交易的运营成本、合规成本，存在管制俘获和权力滥用的风险等等。如何实现有效监管、审慎监管、轻监管和创新监管的平衡，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对于微商监管尤显重要。
近年来，依托于数以亿计的微信用户，微商得以迅猛发展，给网络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在国家鼓励各类电子商务平台为小微企业和创业者提供支撑，降低创业门槛的背景下，如何“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把握电商平台治理的方向，微商治理的问题值得探讨。
微信电商特点：社交关系资源转为商脉资源
目前关于微商的内涵与外延尚没有统一的界定。从定位的精确性、分析的针对性和当前的代表性来看，以微信为平台的电商更能反映微商作为一种独立类型电商模式的价值和特征。实现社交关系资源向商脉资源的转化，是微商运营的关键，也是微商与一般移动电商的本质区别。
就具体商业模式而言，C2C、B2C、O2O都可以适用于微商运营。C2C模式主要发挥微信朋友圈的信息平台功能；
B2C模式主要利用了微信公众号的交互功能；
O2O则进一步实现了微信公众号与商家线下业务的结合。
在网民投入更多时间精力进行刷微博、刷微信等社交活动的背景下，相对于一般电子商务的陌生人经济模式，微商将触角伸入社交网络，具有更明显的优势：
以微信为端口，处于不同空间的各类用户的大量时间可以被挖掘和利用，有大量潜在的需求可以被激发；
相对于微博，微信“好友”属于一种强关系，更加符合熟人经济的适用场景；
在监管不太明晰的情况下，微商在合规成本上也比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要低。
现实中的微商平台责任和政府监管
电商治理离不开电商平台，也离不开政府部门。确立平台责任制度的目的在于规范电商平台的行为，更在于通过对其施以法律责任的压力促使电商平台构建合规的交易秩序。平台责任并不仅仅是责任追究和权利救济，而是整个电商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制度抓手，是平台治理思维中的关键环节。政府监管需要抓住平台责任这个切入点，平台责任设定清楚了，政府监管的重点和边界也就划定清楚了。实现微商治理的目标，有必要考察实践中微商平台责任和政府监管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解决的路径。
实践中的微商平台责任
就目前的实践来看，围绕微商平台责任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两点：连带责任是否成立以及何时成立。
由于微信仍是一个社交平台，其定位的重心并不在于促成交易。腾讯是否需要对其微信用户之间的交易承担连带责任，仍然是一个理论上需要阐明的问题。对此我们需要结合《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分析。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避风港规则在明确平台什么情况下承担侵权责任的同时，也划定了平台豁免责任的条件。根据这一规定，平台连带责任的成立，首先考虑其是否存在过错，其次考虑平台是否知情（知道）和采取必要措施。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也规定了平台承担责任的具体条件。根据本条规定，网络交易平台是否承担责任，也要考虑其过错、知情（知道）和采取措施等因素。与《侵权责任法》不同的是，这里进一步规定了平台对承诺所应承担的责任。承诺对应地会让用户形成理性预期，合理的预期就意味着平台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腾讯虽然未必有很强的交易撮合意愿，但是却拥有对于微信上任何活动的绝对控制能力。只要微商作为一种业态，还被腾讯“许可”在微信生态中存在，腾讯就应当去构建一种安全的环境。这里的安全既包括用户个体权益的安全，也包括整个网上秩序的维系。前者主要对应平台的私法责任，如《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民事责任；
后者对应的更多的是平台的公法责任，如《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中规定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对于微信平台的私法责任，不能设定过高的“应知”要求。但是对于用户举报的问题，如果属于符合法律要求的有效“通知”，而微信平台没有处理，其承担私法责任也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就公法责任而言，由于属于刚性要求，微信平台难以回避。政府监管理论上也应将平台的公法责任作为重点。
实践中的微商监管
防范过度商业化对社交生态的冲击，既是微信自身的捍卫的底线，也是微商避免用户取消关注乃至“拉黑”的红线。此外，尽管目前的合规要求尚不太明确，微商在发展中仍面临不少法律风险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问题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代购的名义规避海关和税收监管。违规大额、大量代购可能带来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一旦形成具有广泛影响的公共事件，必然会给微信平台带来严重风险。第二，假冒伪劣。2015年曝光的“毒面膜”事件在线上线下引发广泛热议。如何保障交易的商品质量已经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也开始进入监管部门的视野。第三，传销。在一些化妆品的微商营销中，也存在着不少类似传销的运作方式。
应该说，目前的监管是薄弱甚至无力的。其原因也与微商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微商规模小，而且交易信息与社交信息混同在一起， 给监管部门发现违规交易带来了很大困难。即便发现了违规交易，监管部门也要面临管辖权不清、取证不便等新的难题。平台之外的监管部门，离开平台的协作和配合很难渗透进微商这一私密性较高的电商环境中执法。
如何完善微商平台责任和政府监管
平台责任的基础和边界
平台对于利用平台提供服务的活动显然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微信要对平台上的所有问题负责任。因此，有必要在理清微信平台责任的基础上，再去讨论设定平台承担责任的具体条件。
平台对于其用户侵权行为所承担的连带责任（间接侵权、对第三人侵权的责任），认定起来比较复杂，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这一点对于考虑平台的公法责任也基本适用。
第一，过错程度。平台过错的识别依据主要是平台的注意义务。根据义务的规范来源，注意义务可以分为公法上的义务和私法上的义务。二者的区分意义主要在于，在不触犯公法义务的前提下，单纯违反私法义务如缔约过失、违约等仅构成民事违法，不宜成为承担公法责任的基础。
第二，控制能力。平台的控制能力是平台责任的客观基础，有多大的能力就至多可以承担多大范围的责任。对于B2C模式的微商或者以公众号为载体运营的微商，相较于C2C模式的通过朋友圈广告信息的微商，微信平台掌握更全面的信息，控制能力相对更强，相应承担更大的责任。腾讯对自身在朋友圈投放的广告相较于用户在朋友圈的广告显然具备更强的控制力，也就要承担更明确的责任。
第三，撮合交易的意愿。平台存在撮合交易的意愿越明显、参与交易的程度越深，承担责任的风险越高。作为社交平台，在直接通过朋友圈投放广告、开发“微信小店”服务等情形下，腾讯撮合交易的意愿是最明确、直接的。对于利用微信平台进行的C2C交易而言，微信显然并未参与到交易之中，其承担平台责任的风险就是最低的。
第四，用户的理性预期。在具体的电商生态和商业模式环境下，用户的理性预期越高，平台承担责任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微商不同于天猫和淘宝电商：用户在朋友圈商品广告信息时，一般不存在微信承担责任的基础。另一方面，在微信自身通过朋友圈推广商品时，显然会被理解为微信的“推荐”，微信因而就要承担一定的平台责任。
政府监管的思路和原则
面对微商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监管的缺位、不力一直是舆论所关心的，加强立法、执法也是舆论所呼吁的。
但是，涉及监管的具体问题，需要既考虑监管的必要性，也要兼顾监管的能力和发展的需求。监管本身也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比如增加市场交易的运营成本、合规成本，存在管制俘获和权力滥用的风险等等。如何实现有效监管、审慎监管、轻监管和创新监管的平衡，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对于微商监管尤显重要。因此，在微商的监管中，有必要把握以下思路和原则：
第一，区别私法责任和公法责任。前者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应当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适宜通过市场自我调节或司法途径解决的问题，政府就尽量不去干预，避免越位、错位的过度监管对产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后者属于严重影响当事人权利、公共秩序的行为。对于此种违法、犯罪行为，在法定职责范围内，政府必须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积极、主动、有效作为。
第二，比例原则。关于经营门槛，由于微商本身存在多种商业模式，对于B2C与C2C就应当区别适用不同的要求，不能一概要求登记注册。要区分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根据社会危害性大小，采取相适应的监管措施。对于微商平台的合规义务，如对入驻商家的审查宜做形式审查要求，而不是实质审查要求。
第三，不重复监管。对于线下已经设立行政许可证的经营活动，不应再单独设立针对线上经营活动的行政许可。比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需要专门申请《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书》，对于线下已经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者，同时在微信平台提供电商服务应该不须再申请《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书》。
政府监管与平台责任的平衡
目前，平台在政府监管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已经被广泛认可。但是，创新监管绝不是监管的“让位”，发挥平台的作用不能替代政府的责任。此外，某些不法行为或现象，在线下以及不同平台上都是存在的，处理这些问题首先应该是政府的责任，一概通过平台实施治理是不妥当的。
微商治理的方向：协同而不是对峙
政府与平台都是“微生态”的“局内人”，对于微商平台的治理都有着各自的角色和作用。如果政府监管的基础是公权力，腾讯则可能拥有某种意义上的“私权力”。单独依靠政府的监管或者仅仅强调平台的责任，都不能保障微商的健康发展。协同治理则是对政府、平台、社会多方都有利的选择。协同治理而不是对峙、冲突，才是微商治理可取的方向。这与轻对峙、重协作的互联网思维是一致的。
法律政治论文范文第4篇
一、行政与法的关系
日本行政法的法治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是行政与法的关系问题，日本学者认为，“行政概念与法本无关系，行政即是政策的实施，它与国家同时产生，并不是没有法律的允许就不能行政，实际上，行政（机关）能够根据自己的主动权实现其固有的意思”。（注：南博方、原田尚彦、田村悦一编：《行政法（1）》，有斐阁，日文版，第10页。）近代以前的行政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封建领主、专制君主以布告、敕令等法规形式单方地推行行政，这些所谓的“法规”，只约束人民，不拘束领主、君主。法国大革命以后的近代国家，开始以法的合理性抑制行政的恣意与专断，抛弃行政中的人治。由此，法治主义开始确立，近代行政法（学）得以产生，与此相适应，也出现了行政与法的关系问题。
在日本，对于行政与法的关系，有两种观点：
1.行政先于法的观点。日本行政法的一般教科书，大都从论述“行政”开始，认为，如果法治行政是“依法的合理性抑制行政的恣意”，那么，从理论上讲，其前提是存在“性质上本来恣意的行政”，“合理的法”是后来才规范、制约在理论上或事实上先行存在的行政，事实上，“行政（或一般国家活动）即使在法律规范未存在时也能够存在。”在“上，即使不存在‘法治行政’或‘法治主义’观念的，也存在国家活动。”（注：雄川一郎、监野宏、园部逸夫编：《行政法大系》，有斐，日文版第4页。）将不受约束的绝对主义国家或警察国家的行政活动纳入法的制约之下，这正是近代法治主义的意义。
2.法先于行政的观点。对于行政先于法的观点，一些日本学者提出了强烈的批判，指出：行政决不会先于法而存在，从理论上讲，只要法不先行存在，行政的观念就不能成立。日本学者柳濑良干认为：“先行存在的是行政法，而不是行政，行政与行政法的关系必然是，后者在先、前者在后，因此，对此作相反理解的一般思想，在此意义上，不得不说是完全错误的。”（注：柳濑良干：《元首与机关》，日文版，第253—254页。）
对于上述两种观点，日本学者认为，它们都存在一面的真理，因为，近代法治主义或法治行政在历史上具有不容质疑的重要意义，“依据法的合理性抑制行政的恣意”作为其主要内容，也表明了行政先于法而存在。然而，行政厅或行政机关的各种具体活动，之所以能够成为行政活动，其理论前提是法律规范的存在，在此意义上，“行政”概念是在某个法律规范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得以成立，不仅如此，对于行政与法的关系问题，仅从上述谁先谁后的角度，还难以清楚。
为进一步理解行政与法的关系问题，日本学者田中二郎将“法先于行政”的观点看成“行政与组织规范”问题，将“行政先于法”的观点看成“行政与行为规范”问题。田中二郎认为：“行政法中，也可考虑权限规范、组织规范或组织法与行为规范或行为法的区别”。（注：田中二郎：《依法行政的原理》，日文版，第7—8页。）并且，将行政真正作为国家行政的理论前提的法律规范，即是组织规范（行政组织法），而根据法治主义的要求对行政给予制约的法律规范，即是行为规范（行政作用法）。这种理论模式仍为现在的日本行政法学所继承。从这个意义上看，行政活动，不论是法律活动还是事实活动，要作为国家作用，组织规范的先行存在是必要的。即是说，行政主体只有在组织规范授予的权限或权限规范内才能够活动，即使无法律根据也能够行动的行政指导，现在也能在各省厅设置法中看出其行为的终极根据，现行的日本《行政程序法》更是明确规定了行政指导的权限范围，一般原则、方式与有关程序，因此，权限规范或组织规范为行政主体的活动能成为行政活动，赋予了资格，确定了界限。盐野宏在其所著《行政指导》一书中进一步认为，即使将某个行为当作“行政指导”的前提基础进行理论论述时，也必然要承认“权限规范”的先行存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现代法治国家，法应先于行政而存在，法治主义也仍是现代行政的理论基础和活动前提。
二、法治主义的模式
法治主义与各国的性等诸条件相适应有不同的表现，其具体与功能也不尽相同。日本学者据此抽象出了三种模式，即“依法行政”模式、“法之支配”模式、“狭义依法行政”模式。（注：雄川一郎、监野宏、国部逸夫编：《行政法大系》，有斐门，日文版，第8—11页。）
1.“依法行政”模式。亦称德国式“法治国原理”，其代表是德国近代行政法学创始人ottoMayer的“的支配”理论，该理论模式中制约行政恣意的“法”，是指作为国民代表的议会所制定的“法律”，其基本观点是：（1）所有行政活动都不能违反现行法律（即法律优先）；
（2）没有法律的授权不能进行行政活动（即法律保留原则）；
（3）代表国民的议会的意思（法律）一旦改变，它就具有优先于议会过去意思的效力（即后法废除前法原则）。当然，“依法行政”理论并不否定特别权力关系、行政裁量、行政审判制度等作为法治主义的“例外”而存在。
由于“依法行政”理论根源于并依存于德国立宪君主制，因此，室井力认为：“依法行政”的原理只是从形式上要求行政的合法性，而根本不问其法律内容，因此，它又可称之为“形式意义上的法治主义”。（注：（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政法大学出版社，中文版，第21页。）
2.“法之支配”模式。该模式以英国学者戴雪提出的“法之支配”理论为代表，其主要观点是：（1）政府没有专横的自由裁量权，即正式的法绝对优先于专横权力；
（2）法律平等，即官员执行职务的行为和私人行为一样，受同一法院管辖，适用同一法律原则；
（3）公民的权力不是来源于宪法，而是由普通法院的判例所形成的，实际上，宪法的一般原则是法院对涉及私人权利的特定事件的判决结果。（注：参见（英）戴雪：《宪法导论》，第479—202页。）因此，“法之支配”所指的“法”即为抑制行政恣意所要求的法，它根源于个人权利、自由的保障，最终意义上，它是指历史地、经验地积累起来的个人权利救济结果的总和，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法律”。
3.“狭义依法行政”。该理论模式的独特之处是，“狭义依法行政”的“法”，不同于前两种模式，并不是“法律”或“传统的法”之类的形式性存在，而是“更本质的”或“真的”法。该理论模式最关心的基本是，谁怎样地发现“真正的法”或“实质的法”，并认为，排除行政恣意的最大依据是信赖有能力更好地发现这种“法”的人如党的干部、圣职者、居民、大众等。实际上，“狭义依法行政”的所谓“法”，就是法或理性法学派所讲的“理性”、“正义”。
三、日本法治主义的实证
近代以来，与法治主义理论相适应，法治主义在各国也经历了几个实证的发展模式或阶段。日本学者田上穰治认为，在近代警察国家之后，法治国家经历了实质法治国、形式法治国和社会法治国的发展进程。（注：（日）田上穰治著：《行政法要说》，有斐阁，第179—202页。）
日本的法治主义或法治行政开始于明治维新特别是明治宪法制定之后。此时，主要借鉴法、德法律文化，奉行德国式“依法行政”原理，并且，又根据日本国情对德国式法治主义作了重大修改，形成了日本式的形式法治主义或天皇制法治主义。当然，日本依法行政原理在此时也存在不少“例外”，如特别权力关系论、侵害保留理论、自由裁量论、行政行为公定力论、行政审判制度等。这些“例外”妨碍着法治主义的实际贯彻。
二战前到战后初期的这段时期，日本法治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其基本发展趋势是克服“依法行政原理”的上述“例外”，将“依法行政原理”逐渐地、全面深入地贯彻到行政领域中去。为了依法限制行政权自由的“包括性”支配权限及“裁量权”，曾作过各种理论上的尝试；
对于特别权力关系，提出了“特别权力关系内部的支配权界限论”及承认对特别权力关系中行使某种权力进行司法审查的可能性理论；
对于自由裁量，作了目的裁量（权宜裁量）与法规裁量（羁束裁量）的区分，提出了“自由裁量界限论”，主张对自由裁量进行司法审查等。不过，在此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对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国民的权利、利益加强保护。
日本国宪法（现行宪法）制定以后，由于行政民主化以及英美法的，日本法治主义取得了实质性的，其主要发展趋势是从“依法行政”模式逐渐向“法之支配”模式（或从形式法治主义向实质法治主义）转化，其发展的主要表现是（1）司法国家制度的采用，即用单一的司法法院制代替行政法院与司法法院并存的二元体制，司法权得到扩大和强化；
（2）“基本人权”概念和制度的导入，国民权利、利益的保护更加充分；
（3）国民的确立，提供了依法制约行政的更广泛的根据。同时，行政权原来意义上的自由活动领域也逐渐丧失。
日本体制上的民主、法治原理的确立与发展，使日本法治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还取得了更深层次的发展与进步。
1.特别权力关系逐渐被否定。本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行政法学界对特别权力关系进行了新的批判性探讨，提出了“一般及形式性的否定说”，认为“法治主义也全面适用于特别权力关系”；
“个别及实质性的否定说”，主张对“特别权力关系的每个关系进行个别的、具体的，原则上把这些法律关系进行个别的、具体的研究，原则上把这些法律关系作为非权力关系来理解，在此基础上，再考虑这些行为的权力性、非权力性或效力的”以及是否或怎样适用法治主义。据此，室井力认为，日本“学说中几乎克服了特别权力关系论。”（注：（日）田上穰治著：《行政法要说》，有斐阁，第179—202页。）原田尚彦也得出结论：“在现行制度下，不论理论上，还是现象上，特别权力关系概念都不再必要，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注：（日）原田尚彦著：《行政法要论》，学阳书房，日文版，第80页。）
2.对传统的“行政主体”与“私人”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批判与挑战。日本学者认为，行政与国民的关系即“行政主体”与“私人”的相互关系，对此的理解与把握，是法治主义的前提。
日本传统行政法学认为，行政法主体分为行政主体与私人，行政主体的内部构成、内部组成两种关系。后者属于行政内部关系问题，对其进行规范调整的是行政组织法。与此相反，行政主体与私人之间属于行政外部关系，对其进行规范调整的是行政作用法。而且，认为行政主体与私人之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与“依法行政”模式的法治主义相对应的，即是说，此时的法治主义是在确认行政主体与私人间二元对立关系的基础上，依据作为国民代表的议会制定的法律，约束、限制行政权，保护国民的权利、利益以防行政权的侵害。
随着日本“依法行政”模式向“法之支配”模式转化，日本行政法学者对传统的行政主体与私人的二元对立理论，提出了批判与挑战，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是所谓“机能行政组织论”和“行政过程论”，日本学者远藤博也在“机能行政组织”观念之下，认为参加政府管理活动的行政主体，除了国家行政组织、地方自治行政组织之外，还包括由业界团体或同业者组织的“自主行政组织”和由町内会、团地自治会组成的“非定型行政组织”。（注：（日）详见远藤也著：《行政法Ⅱ》（各论），日文版，第90—97页。）原田尚彦等提出的“行政过程论”认为，行政是以法律作为手段之一而运行的综合过程，该行政过程是创造性的政策决定过程，是由议会、行政组织内部的各种机构以及利害关系人、地方居民等调整、合意的综合过程。因此，行政过程的主体之间在本质上是一种统一关系、协作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根据上述理论可以认为，现代法治主义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是重视居民自下而上对政策决定过程的参与权，即行政的民主化，与此相适应，统合社会意思的“行政程序”或“行政的事前程序”更具重要性。（注：（日）雄川一郎、监野宏、国部逸夫编：《现代行政法大系Ⅰ》，有斐阁，日文版第25页。）
3.呈现从行政实体法向行政事后程序法再向行政事前程序法的进程。
二战前，日本行政法（）是以实体法为中心，“对事前行政程度的规定是极其缺乏的，即使在行政法学中，人们对有关事前程序的法律规定所寄予的关心程度也是极低的。”（注：（日）室井力主编：《日本行政法》，政法大学出版社，中文版，第176页。）与此相适应，日本“传统上受德国行政观念的强烈，对法治主义作形式上的理解，将对个人因违法、不当的行政行为而受到的损害救济委托给事后的行政争讼。”（注：（日）参见南博方、原田尚彦、田村悦一编：《行政法（2）》，第一编第一章的行政程序的理念与现实部分。）即是说，“为保护国民的权益既使要对行政活动采取限制措施，这也完全可以在实体方面加以限制，通过行政诉讼和诉愿及其他事后程序对行政活动作担保即可，依照法律规定事前程序将阻碍行政的效率性、灵活性、妨碍依行政迅速实现公益目的。”（注：（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文版，第176页。）
二战后，由于英国主义理论和美国公正程序理论的影响以及战后的民主化改造，日本宪法规定了实质性法治主义，因此，履行公正程序即保障国民有根据公正的程序接受行政决定的权利，就成为必然发展趋势。这在实践上推动了日本行政事后程序的发展与健全，对于国民的行政救济更加充分，1948年日本制定实施了《行政案件诉讼特例法》、1960年行政管理厅颁布实施了《行政案件调停处理纲要》、1962年公布实施了《行政不服审查法》与《行政案件诉讼法》，在此基础上的日本行政事后程序的发展，日本行政法学界基本上是予以肯定。但近年来，有学者在回顾与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日本行政事后程序发展的新趋势。雄川一郎指出，日本“行政诉讼的制度和法理今后的，是在回到行政审判性控制的基础上进行反省的同时，寻求与现代型行政纠纷相对应的理想状态。”“现代型行政纠纷的处理，一般而言，在行政诉讼能适应的方面，不能不存在限度。”（注：（日）参照雄川一郎在日本公法会第47届大会第2部会上所作的《行政案件诉讼法立法的回顾与反省》报告。）南博方也认为，现代型纷争具有新的特征，“常常以与政策相关联的利益及价值观的冲实的形式出现”，“在纷争的解决需要高度的技术性智慧的情况下，裁判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机能。”因此，司法救济的适用必然存在一定的界限。与此相适应，“最近，在通过司法进行纷争的解决有困难的领域，非司法化的机运高涨，出现了司法外的代替性纷争解决制度的普遍化倾向。”“人们深深地认识到，有必要在这种背景之下构筑解决现代型纷争的制度。”（注：详见人大复印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1996年第4期所载《日本行政法的现状与课题》（南博方著，杨建顺等译），第62—63页。）
另一方面，日本学者也认识到，要从实质上保障行政活动的公正，反对违法、不当的行政行为，以维护个人的权利自由，仅仅事后救济是绝对不够的，必须重视行政事前程序，并逐渐使之法律化、实证化。据此，日本许多单行法规中规定了听证、公听会、附加理由、咨询、行政审判等事前程序。1953年，日本行政审议会了国家行政施行法纲要（草案），但所规定的程序并不成为行政行为成立的有效要件。1964年2月，日本第一次临时行政调查会提出了《有关行政程序法草案》，同年9月，该调查会在《有关为确保行政公正的程序法改革意见》中，提议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1983年3月14日，日本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提出了《有关行政改革的第五次呈报》，提议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和为此设置专门的调查审议机关。1983年11月，设置于行政管理厅（现总务厅）的行政程序会提出《行政程序法研究会报告》，公布了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试行方案。1989年10月，第二次行政程序法研究会，再次公布了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试行方案。1990年4月，第二次临时行政改革推进审议会，提议设置专门的调查审议机关以推进处分程序等法制的完备和早日实施，该建议被接受。1991年12月，第三次临时行政改革推进审议会，以《有关公正、透明的行政程序法制的完备的呈报》，向政府呈报了统一行政程序法纲要案。1993年11月12日，日本《行政程序法》正式颁布，并于1994年10月1日实施。
日本《行政程序法》的颁布实施，在日本行政法治主义的过程中具有划的意义，它主要通过对申请的处分、不利处分和行政指导的程序规制，达到“确保行政运营中的公正，提高其透明性，以易于保障国民的权益”的目的，该法的颁布实施，必将带来日本行政法学的又一高潮和繁荣时期，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推进日本重实体轻程序、重事后程序轻事前程序传统的变化和转轨。当然，日本《行政程序法》规定的有限，对行政立法、行政计划等未作规定，并且，有关规定中的适用例外太多等，这极易导致作为一般法的行政程序法的空洞化、形式化，并为日本行政法学者留下了不少有待继续研究的课题，也为日本行政法治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四、日本法治主义的主要内容
在日本，关于行政法治主义（或法治行政原理、依法行政原理）的主要内容，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依法行政原理”的内容就是（1）的法规创造力；
（2）法律优先；
（3）法律保留三原则。（注：（日）雄川一郎、监野宏、园部逸夫编：《行政法大系Ⅰ》，有斐阁，日文版，第31页。）二是认为法治行政包括（1）法律的保留；
（2）法律优先；
（3）司法审查三个原理。（注：（日）南博方著：《日本行政法》，杨建顺等译，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0—11页。）与此相近似的有我国学者提出，日本的法治行政具体包含三项原则（1）保留原则；
（2）法律优先原则；
（3）司法救济原则。（注：胡建淼著：《中国行政法——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237—238页。）
（一）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
原田尚彦认为（注：（日）原田尚彦：《行政政法要论》，学阳书房，日文版，第82—83页。），古典行政过程是由依法决定国民的权利义务（行政行为）和义务的强制（行政上的强制执行）两阶段所构成，而现代行政的内容极其复杂，除古典行政之外，还包括了各种各样的行政活动。因此，现代行政已经不是简单的法的执行，大多是基于行政本来的自由或法律广泛授与的行政裁量而有计划地实施行政活动。并且，古典行政向现代行政的转变即是从法的执行向形成行政转变，通过行政立法、行政计划设定依法行政的基准，就成为法治主义的补充。为了防止行政立法或准立法等损害国民的权利、自由，致使法治主义徒具形式，必然要借助“法律的法规制造力原则”。
日本学者历来认为，“只有法律才能创造法规”，“行政机关只要没有法律的授权就不能设定法规”，因此，法律的法规制造力又称为“法律的专属性法规创造力”。这里所谓的“法规”，在日本有不同的观点，一般认为，法规意味着“涉及国民权利义务变动的一般规范”，那么，法律的法规创造原则，具体是指有关国民权利义务的行政立法（即法规命令），没有法律的授权就不能进行。
如果仅从形式效力的方面看，“法规”概念可被定义为“不经合意也能拘束执行机关，成为法院争讼裁判基准的法律规范”，那么，法律（并且只有法律）才一般地具有这种法的性质。而且，法律还能够授权执行机关，使之享有制定具有这种性质的规范的权能，应该说，这才是法律的专属性法规制造力原则的固有意义。
（二）法律优先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意味着法律高于行政，行政服从法律，该原则包含在日本国宪法第41条“国会是国权的最高机关”的规定中，南博方等认为，法律优先“是依法行政原理的消极方面，它意味着，行政主体的一切措施都不得违反法律，而且，也不得以行政措施改废、变更、删除法律。”（注：（日）南博方、原田尚彦、田村悦一编：《行政法（1）》，有斐阁书，日文版，第12页。）原田尚彦认为，（1）法治行政原则，本身就意味着行政机关在实施与国民权利义务有关的作用时，必须服从国民代表议会制定的法律，使行政权在法律的约束下行使而不致过多地干涉国民的自由。（2）在法治国家，行政机关必定从属于法律（即组织规范）规定的权限范围。（3）行政官员不仅对国家负有守法的义务，在对国民的关系上也负有依法行政的义务。总之，“法治行政原理，意味着要立足于民主主义的理念，使法律特别是国民代表议会的意思优越于行政判断，因此，任何行政活动都不能违反法律的规定。对国民实施与法的宗旨相抵触的命令和行政指导不用说，就是在行政组织内部，违反法的宗旨的通告和职务命令，也是违法的。”（注：（日）原田尚彦著《行政法要论》，学阳书房，日文版，第72—73页。）
优先原则适用于各种行政活动，即不问是规制、侵害、强制性的权力行政活动；
还是诱导、促进奖励、给付等非权力性行政活动，也不问是侵害国民权利自由的作用，还是给付权利利益的作用，法律优先原则都一律适用。但详细考察，该原则是否得到了实质性的贯彻，决不是没有和如此单纯，实际上，在判例中已经出现了承认行政指导或指导纲要优于法律的可能性或事实上已呈现优先。
（三）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保留原则即是“行政活动必须有法律根据（即法律的授权）”的原则，它是指行政权的活动必须基于法律根据，公行政只要没有国会制定的形式意义的法律根据，就不能活动。实际上，法律保留原则是在法律优先原则的基础上，对行政的更进一步的制约，因此，根据法律保留原则，行政机关既使在不与既存法律有什么抵触的情况下，只要没有议会所制定法律的明示而积极授权，都不能实施行政活动。
法律保留原则运用于行政活动中的什么范围，这是日本行政法学界历来争议最多的问题。
1.“侵害保留论”。最初倡导法律保留原则的德国行政法学者ottoMayer认为，该原则的适用范围只限于侵害臣民“自由与财产”的行政活动，这之外的行政活动只要不与既存的法律相抵触，就得自由进行，这就是所谓的“侵害保留”，之后，该理论在德国行政法学及日本行政法学中成为传统的共通观点。日本学者认为，只有在行政权单方地限制、剥夺国民的自由或财产时，才有必要得到法律的授权性规定。而其他行政作用（给与国民利益，实施不与国民的权利义务直接相关的活动等），则是属于行政本来的自由领域，即使没有法律的一一授权，行政机关也能依靠独自的判断而活动。因此，在“行政活动自由性的前提下，只有权力性限制或侵害国民的自由与财产的行为，才为法律所保留。”（注：（日）原田尚彦著：《行政法要论》，学阳书房，日文版，第74页。）
二战后，西德在60年代出现了否定侵害保留理论的“全部保留理论”，认为大凡行政机关的所有行动，都应有明示的法律根据与授权。日本行政法学界从50年代中期开始，也对侵害保留理论进行了强烈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种法律保留理论。
2.“全部保留论”，日本学者认为，在明治宪法所确立的立宪君主制下，行政权（以君主为中心）拥有自身的固有权威，行政机关能够依独自的判断进行自律性的活动。但是，在立宪君主制崩溃，国民原理确立的民主国家，仍留下依行政官的独自判断而实施公行政活动的领域，是不适当的。特别在日本现行体制下，行政应该完全按照国民的意思行动。原则上，所有公行政作用（包括行政指导等非权力行政作用在内），都必须具有作用法上的根据，没有法律根据，所有的行政活动也不能进行，必须否定“自由的行政领域”之类的观念，并将全部公行政置于法律的保留之下，这称之为“全部保留论”。
3.“保留论”与“本质保留论”，这类理论对侵害保留论的批判不如全部保留论那么彻底，认为，在国家，公权力不只是维护国民的自由与财产，实际上，确保国民生存权（社会权）也是重要的行政责任。据此，“社会保留论”认为，不仅侵害行政领域，给付行政领域也要置于法律保留之下，以社会权的确保为目的所实施的生活保障行政也必须有法律根据。“本质保留论”认为，关系到国民的自由、平等的重要行政作用或本质性事项必须有法律根据。总之，欲将法律保留领域扩大到重要的给付行政领域，这是他们的共通观点。
对于上述“全部保留论”、“社会保留论”、“本质保留说”等法律保留扩大的理论，日本学者也提出了质疑与批判。室井力指出，人们对全部保留说提出了三方面的批判：“（1）从议会在宪法上的地位考虑，不能立即得出一切行政活动需要法律的依据，（2）行政权也是构成三权分立之一的宪法上的机关，不是完全从属于国会的机关；
（3）现代行政是一种创造性活动，目标是指向维护民众生活，所以在无法律根据时，应承认它根据自己的责任与判断，适宜地使用非权力手段，以适应行政的需要。”（注：（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政法大学出版社，中文版，第25页。）原田尚彦认为，对法律保留扩大理论的批判有四个方面的理由：（1）行政机关如果无法律规定就不能实施任何活动，就不能履行其职责，缺乏临机应变地应付变化着的行政需要的能力。（2）现代行政要积极地介入市民社会的活动，担负着保障国民健康、国民福利的使命。因此，行政机关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实施法律补充性的行政作用。（3）没有法律的规定就不能进行任何行政活动的观点，过份地形式化，不适合现实行政。（4）现行宪法下，行政机关基于独自的判断与责任，担负着综合性地管理与推进公共事务的权限、责任，因此，把行政机关单纯地看成法的机械执行机关，是不适当的。（注：（日）原田尚彦著：《行政法要论》，学阳书房，日文版，第75—76页。）南博方等也认为，依法行政原理作为原理的最初动机，是要求侵害国民权利、自由的行为需要法律根据。而行政机关是能够依照自己的主动权实施政策、承担义务的活动体，并不是国会延伸的手足。因此，“虽然把法律保留原则仅限定于严密意义的侵害行为，未免失之狭隘。不过，没有法律根据，就不能进行补助奖励措施、公共设施建设与行政指导，行政无论如何也不能完成其任务，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全部保留说缺乏现实性。”（注：（日）南博方、原田尚彦、田村悦一编：《行政法（1）》，有斐阁，日文版，第12页。）
4.“权力保留论”，在批判上述保留的基础上，日本学者又提出了“权力保留论”，即认为行政机关以权力形式进行行政活动，必须有法律的授权。在现行法治条件下，行政机关采取权力形式，单方地决定国民的权利义务时，只要它是侵害国民权利自由的活动，尽管是给与国民权利或免除义务，都要求有法律的授权，在无法律根据的情况下，尽管在公益上有必要，也不允许行政机关运用行政立法、行政处分之类的权力形式，向国民命令，或诉诸行政上的强制手段，发动物理性的强制力。当然，尽管无法律根据，行政机关是适应行政需要而运用行政指导、行政契约等非权力性手段的情况可以除外。“可以说，权力保留说构成了当今法治行政原理的。”（注：（日）原田尚彦著：《行政法要论》，学阳书房，日文版，第78页。）“今天人们几乎都承认，至少权力行政需要法律依据。现行法也基本持这种态度。”“对于非权力行政是否需要法律，不能一般性地、抽象性地一概而论。应当以宪法为基准，对该行政活动的性质及其现实作用和与此有关的国民各种人权等作出具体的判断。”（注：（日）室井力主编：《日本行政法》，政法大学出版社，中文版，第25、26页。）
（四）司法救济原则
法律政治论文范文第5篇
作者简介：高新平，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山东省人民检查院检查官；
王传干，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法律事务部法律顾问。（南京/211189）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十二五”规划教育学课题“高等学校依法治校机制研究”（BIA110078），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11年专项课题“去行政化视野下的我国现代大学内部自治制度研究”（2011HYZX047）阶段性成果。
摘要：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法治建设的日臻完善，高校逐步从行政体制中脱离出来，被纳入法治的轨道。以“法人化”为标志的公立大学治理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大学法人化建设既是法治国发展的要求，也是对于文化国思想的因应。我国公立大学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亦应积极引入域外先进法治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深入推进高校法人化建设。
关键词：公立大学；
法人化；
法治国；
文化国在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大学属于典型的事业单位，受国家行政机关领导，在法律地位与管理机制上都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法治建设的日臻完善，高校逐步从行政体制中脱离出来，纳入法治建设的轨道，以“法人化”建设为标志的大学治理模式也逐步兴起。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的构想，使得高等教育在法治化建设的轨道上面临着角色的分化与权力的重组或重建。由此，本文拟从公立大学法人化的制度渊源着手，深入探讨法人化建设的法理基础，考察公立大学法人化的域外经验，并结合我国的高校法治的实践状况，深入分析我国公立大学公法人化的基本问题及其发展路径，希望对我国大学法人化建设能有所裨益。
一、公立大学法人化的制度缘起
现代大学起源于西方，大学法人化改革亦是伴随着西方法治发展而兴起的。一般而言，法人是依法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及民事行为能力，并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社会组织。而此处所谓的法人化主要是指公法人化，其概念则较为复杂，在不同国家其内涵与外延也存在一定差异。在英美法系国家，没有公私法的划分，一般将公立大学视为半自治的国家行政组织或半自治的非政府组织，对于公法人的概念使用较少。“英国行政法著作中所讨论的公法人主要是指在具有一般职权范围的中央行政机关和地方行政机关以外，享有一定独立性和单独存在的法律人格并从事某种特定的公共事务的行政机构。”[1]大陆法系国家以公私法的划分为基础，建立起公私二元分立的法律体系。根据德国行政法观点，公法人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在普通行政组织之外执行法定的行政任务，受国家的拘束，包括公法社团、公法财团和公营造物三种类型。公法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是西方法制发展中对行政组织变革去中心化和去官僚化强烈的社会需要做出的非常有效的制度供给，并且以其自治功能及效率功能满足了两个方面的社会需求。[2]正是由于公法人所具有的自治和效率两方面的功能，使得该制度可以充分的保障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并逐步成为了各国公立高校改革的普遍举措。
20世纪60年代，在洪堡大学理念的影响下，德国大学形成了以各学院代表为构成分子的“学者共和国”，主张改变仅由教授独享决定权，实行包括学术助理及校内中间阶层在内的“大学民主化”。1988年德国修改《大学基准法》，重新定位了国家与公立大学之间的关系，开启了国立大学公法人化的制度改革。根据德国《大学基准法》的规定，为提升大学的效能化精神和学术竞争力，公立大学可以采取公法财团法人形态。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最早源于1997年桥本龙太郎首相任内提出的以消减公务人员数量的“独立行政法人制度”，在这一大的行政改革政策下，民营化政策、国立大学法人化等构想被提出。[3]1997年，日本中央省厅等行政改革推进部提出国立大学法人化，但受到多方势力的极力反对。直至1999年1月，日本文部省才改变立场认同国立大学行政法人化的发展方向。1999年4月小泉内阁通过了《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化》的决议，文部省于同年9月20日在官方网站正式公布“国立大学之独立行政法人化之检讨方向”，正式确立国立大学走向法人化发展的方向。[4]在我国台湾地区，台湾大学学生1986年发起大学改革运动，呼吁推动大学法人化建设，保障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1987年，立法委员尤清兴、林时机提出的大学法修正案首次将公立大学规定为公法人。虽然这一修正案最终并未得以通过，但却争取到了“大学应受学术自由之保障，并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享有自治权”的明文规定。2003年，送立法院审议的大学法草案增订了行政法人对大学法人化做出的具体规划。虽然这一草案至今尚未得以通过，但公法人化已成为大学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1998年我国《高等教育法》明文规定了大学的法人地位，为大学法人化建设坚实的规范依据。一时间，关于大学法律地位的探讨成为了众多学者争论的焦点，公立大学法人化建设也成为现代大学体制改革主要方向。
·理论探讨· 公立大学法人化的法理基础与实践进路 二、公立大学法人化的法理基础
根据大陆法系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大学的主办者享有排除法律保留的权力，对其相对人具有概括的命令权。但伴随着现代法治国理论的演进及文化国思想的兴起，特别权力关系理论逐步走向衰亡，为公立大学法人化建设破除了理论上的障碍。
（一）法治国思想的发展
法治国的英文表达为“legal state”或“a rule of law nation”，又可称为法治的国家。法治国家的概念及实践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然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理论却源于德国。在德文中法治国被表达为“rechtsstaat”，“就其德文本意及康德的解释而言，指的是一个‘有法制的国家’，它要求所有国家机关和人民都必须服从由最高立法者制定的法律，依法办事”[5]，即由国家制定的法律具有至高的无上性，凡是立法者所颁布的法律都必须一应遵从。这就是早期的形式主义法治国理论的内核。形式主义法治国思想并不考虑法律良善与否，仅强调其至上性存在着巨大的缺陷。二次世界大战后，纳粹法的戕害使人们深刻认识形式主义法治国思想的缺陷。于是英美法系的“法治”思想逐渐被引入到了法治国的外壳里，形成了完整的法治国理论。即，法治国应包括形式与实质两个层面的价值，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法的外在价值，强调法律至上的治国方式；
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应具有自由、正义等价值目标。在法治国的视域，法律具有至上性，不容许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存在，当然法治国的法律也必须是良法。
（二） 特别权力关系的衰减
虽然在法治国家中已不应再有“特别”与“一般”的区分，但事实上世界各国对于某些个别的领域予以特别的对待，形成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所谓特别权力关系是指“人基于特别原因，即法律直接规定，或自主同意，服从于国家或公共团体的特别支配权这样一种关系”[6]。特别权力关系的主要特点就是不平等性，排除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缺少法律救济途径。伴随着法治国理论的发展，“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由于欠缺对人权的保护，从根本上否定了法治主义，受到诸多批评和挑战，各国理论逐渐都有了一定突破，呈现出了新的面貌”[7]。此种突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相对人基本权利事项纳入法律保留的范围，缩减特别权力的范围；
二是，引入有限的司法审查，对重要事项进行合法性审查。在特别权力关系的发源地德国，主要有基础权力关系理论及重要性理论。基础权力关系认为只有涉及到相对人基础法律关系地位的设立、变更或终止时，司法才能介入，例如入学、退学、开除等。重要性理论认为凡是涉及重要事项的，司法都可以介入。重要事项的判断标准以行为是否涉及相对人基本权利为准，当权力行为影响相对人基本权利时，即受法治国原则的支配。在我国台湾地区，根据大法官会议187号、201号、243号、266号、298号、338号等一系列协议使特别权力关系首先在公务员勤务关系中得以解除。“直到大法官会议第382号解释，才许可对大学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8]根据该解释，对“教育权利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可提起行政诉讼，如记过、申戒等。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传统上大学的管理行为不受司法审查。1998年田永案首次确立了大学作为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破除了特别权力关系的桎梏。由此可见，虽然各国都并未完全否认特别权力关系的特殊性，但在特别权力关系中引入法治主义已成为法治发展的趋势。
（三）文化国理念的勃兴
法治国思想的持续发展一方面导致了特别权力关系的衰减，另一方面也导致文化国思想的勃兴。二十世纪后福利国家兴起，要求国家对人民“从摇篮到坟墓”的“生存照顾”。而此种“照顾义务”不仅仅包含物质生活的照顾，还应包括精神生活层面。由此便形成了国家对于人民的文化义务，此种国家与人民在宪法上的文化关系即为文化国思想的轮廓。在法治国的视域里，文化与国家的关系可从以下五个角度加以分析[9]：（1）文化独立于国家，即文化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要确立文化的自主性，即文化不受国家政治力量的操控。（2）国家应服务于文化发展。文化虽然是一种实力，但文化毕竟是一种“软实力”，其本身不具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容易受到私人力量的侵害，因而需要国家予以保护。（3）国家之形成文化的权力。在文化发展的规律和范围内，国家仍有权力或者义务制定文化政策，形成文化。（4）文化具有形塑国家的力量。当国家在行使其文化权力或者说是履行其文化义务时，事实上已经将文化引入了国家层面，开启了文化影响国家的渠道。（5）国家作为文化的产物。文化国是以文化立足的国家，国家本身亦是文化的产物。由此，在法治国理论与文化国思想下，国家一方面应从文化国的角度出发保障文化之于国家的独立性，确保文化的自主；
另一方面还应积极承担文化事务，通过法律的手段保障文化的发展。大学作为现代文化最为主要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其理应享有自，并受到国家法治的保障。
三、公立大学法人化的实践类型
（一）普通法系国家的类型
虽然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律体系不是建立在公私二元理论基础之上的，但并不代表英美法系国家对于高校法律地位未做任何区分。以英国为例，其“高等学校的情况比较复杂，它既有由民间建立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也有本世纪以来由政府建立的大学、多科技学院及其它学院”[10]。判定英国高等学校性质的标准主要是其设立的根据，如果依法或者是通过国王特许令建立的，则为法定的公共机构，可视之为公法人；
若依据章程或私自设立的，其权利关系则属于私法上的契约关系，或可称之为私法人。另外，还有一些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不甚明确，正如韦德所言：“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属于古老大学，但没有制定自己法规的法定权力。它们应归于何种类型，现在仍不明确。”[11]在美国，不仅公私立高等学校法律性质不同，且同样的高校在不同州的情况也不一致。一般而言，美国公立高等学校根据其自身的法律性质可分为三种类型[12]：一是，行政法人（state agency）。此种类型的大学是依据州法律设立，它是州政府的一部分，需要受到联邦宪法、州宪法和行政法的约束。二是，公共信托机构（public trust）。即委托人将财产转移给受托人，受托人为了公益目的而管理信托财产。三是，自治大学（autonomous university）。即宪法明文规定州立大学的地位和权限，限制州政府和州议会对大学事务的干涉。由此可见，尽管在英美法系国家大学的法律地位不甚明确，但公立大学在其国家中无论被冠以什么样的称呼，其基本定位仍是公共机构或者说是公法人。
（二）大陆法系国家的类型
大陆法系国家有公、私法的区分，其大学法人化的形态选择也较为多样，既可以选择私法人形态，也可以选择公法人形态，并且公法人类型中还有更加细化的区别。根据大陆法系国家的具体实践，公立大学的形态基本可划分为四种类型：（1）公法社团法人，即将公立大学看成是有着共同追求的学者联合体。根据德国《大学基本法》第58条规定，公立大学为公法社团。（2）公法财团法人。“公法财团与公法社团的区别在于其为财产结合体，并无社员的存在，财团设立者并非财团的成员而立于财团之外，捐助者除非通过任命董事对财团运作加以实际的影响，在法律上没有权力用指令的形式拘束其运作。”[13]例如，德国《下萨克森邦大学法》规定，“以国家为设立主体之大学与以公法财团法人为设立之主体之大学均由国家负责”。（3）公共营造物。公共营造物是指由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为达成特定公共目的，利用人与物之结合持续提供一定给付的组织体。[14]（4）独立行政法人。日本1990年代桥本龙太郎内阁执政时，仿效英国引入行政法人制度，建立独立行政法人制度，并于1999年7月通过了《独立行政法人通则》。独立行政法人的主要目的是简政，其法律地位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内部成员也划分为公务员与非公务员。独立法人制在推行的过程中显现出了很多缺陷，直至2002年《独立行政法人通则》被《国立大学法人法》取代。[15]
四、公立大学法人化的现实路径
（一）公立大学法人化的实践类型选择
我国《高等教育法》第30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据此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探讨得出了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大学享有民事权利，并能承担民事责任，其性质当然为私法人；
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既不是公法人，也不是私法人，而是具有多重性质。在民事关系中享有民事权利并能承担民事责任的不仅有高校，普通的行政机关也可以，因此并不能由该规定直接导出高校的私法人地位。至于多重性质之说更是模糊了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国家既可以以高等学校的公共性恣意干涉高校事务，也可借其私法性质缩减国家对高等学校的财政义务，使高校陷入了非驴非马、又驴又马的尴尬境地。”[16]高校所处法律环境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高校与政府间的监督法律关系；
二是，高校与教师及其他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三是，高校与学生间的管理法律关系。依据高校设立之目的，可知三种关系中最为本质的关系是高校与国家以及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且公立高等学校公法人化已成为世界发展之趋势。由此，对于高校之法律性质易作公法人界定。
在公法人中又有诸多形态可供选择，对于我国高等学校公法人形态的具体设定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高校可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其具体形态，并可将此决定权赋予学校。对于某些少数国家重点发展的高校可以采取公法社团法人形式。由此，一方面，可以充分保障学术自由；
另一方面，确保国家财政给付到位，避免因财力困乏受到来自市场利益的驱动。对于其他公立高等学校的形式则可才采取公法财团法人之形态。这不仅有利于引进民间资本，缓解财政给付的困境，还能促进高校与市场的对接，使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人才需求紧密结合。
（二）公立大学法人化的法律关系界分
由前文论述可知，公立大学法人化过程中可根据自身性质灵活选择具体类型，但无论选择何种具体类型，其都必须参与到法人化的关系之中。在国家、大学与学生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大学法人化改革的法律关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人化后高校享有何种权利抑或权力；
二是，对于高校的权力有何约束机制。
公立大学法人化得以展开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就是文化国家理论的兴起。根据文化国理论，国家不仅要为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帮助，促进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还要克制国家自身的行为，保障文化自主。高校作为现代文化继承与传播的最主要平台，理应享有基于文化自主、学术自由而产生的自治权。实际上，“无论是传统人治时代的大学，还是现代法治社会中的高校，自治权的享有都得到了普遍的认同”[17]。根据理论上的研究，大学自治权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自，即排他的干涉权。高校在其自治事项范围内享有不受其他任何外界力量干涉的权力。二是自律权，即大学自我管制、自我治理的权力。由此可见，大学自治的权力应该包括组织自、规章制定权、人事自、财务自以及其它为保障学术之自由而产生排除外力干涉的权力。
国家保障大学的自治权是基于文化自主与学术自由的考量，希冀文化能够有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但在法治国的视域里任何形式的自治都不可能是绝对的，不可能存在任何的法外治权，文化自主亦应受到法治之拘束。根据法治国家及文化国家理论可知，国家对于大学之法律监督应包括如下三个方面：（1）法律保留。对于影响学生重要权利的事项适用法律保留原则。所谓法律保留是指在特定范围内排除行政自行作用。“随着法治的发展和基本权利意识的觉醒，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不经法律的规定，就随意限制学生的重要权利甚至是受教育权这种宪法上的权利的做法是不能容忍的。”[18]具体来说，法律保留主要指涉公立大学对学生之基本权利直接处分的事项，包括学位授予办法、收费办法、劝退、勒令退学等涉及学生基本权利的事项。（2）司法审查。对于侵犯学生重要权利的行为予以司法审查。对于法治国家而言，司法是保障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都必须接受法院的审判。对高校违法行为应给予相对人相应的诉权，通过司法救济保障相对人的权利。（3）正当程序。在大学管理体制中引入正当程序原则。法人化改革后的大学在其自治范围内依然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或者说是裁量权。为了保证这一权力的正当行使，有必要引入正当程序，以防止权力的滥用。
参考文献：
[1][2]韩春晖.现代公立大学公法人化研究——域外之经验与我国之抉择[J].行政法论丛，2008（10）.
[3]杨思伟.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政策之研究[J].教育研究集刊，2005（6）.
[4][15]台湾地区国科会.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政策之研究（NSC-92-2413-H-003-007）[R].1992.
[5]郭道晖.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公民社会[J].行政法论从，2007（5）.
[6][日]室井力.行政法（上）[M].吴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89.
[7]姜星.论大学自治与法治[J].与行政法治评论（第五卷），2011.343.
[8]李学永.大学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从特别权力关系到大学法治[J].教育学报，2010（3）.
[9]E.R.Huber.Zur Problematik des Kulturstaats，Kulturstaatlichkeit und Kulturverfassungsrecht，S.122ff.
[10]申素平.试析英美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J].比较教育研究，2002（5）.
[11][英]威廉·韦德.行政法[M].徐炳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220.
[12]William A.Kaplin，the Law of Higher Education，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83.Pp.368.
[13]韩春晖.现代公立大学公法人化研究——域外之经验与我国之抉择[J].行政法论丛，2008（10）.
[14]代刃，冯露君.公共营造物主体规制问题探析[J].学术探索，2012（5）.
[16]王传干.我国高校法治化建设的外部关系与内在构造[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2（5）.
推荐访问:法律 政治论文 五篇 法律政治论文【五篇】 法律政治论文(精选5篇) 关于法律的政治论文